乾熙十九年八月，御史薛伯敏、姜叔斌告发暹北巡抚刘新与暹南巡抚杨维利用职权，勾结暹北布政使李有章、暹南布政使范世群等人，徇私枉法，败坏纲纪，无视朝廷法度，残害百姓。
具体体现在以下五条。
第一，滥发开矿执票。
刘新、杨维以修路架桥所需为名，在两暹滥发开矿执票，借地方豪族之手，大量私开铁矿场（注1）。
第二，瞒报矿税。
去年两暹矿税本应上缴白银一百四十五万两，而刘新、杨维指使布政使李友章、范世群只上缴了四十五万两，剩余银两皆被私吞。
第三，巧立名目，中饱私囊。
刘新、杨维指使布政使李有章、范世群针对两暹土着百姓加收许多其他捐税，说是“捐”，其实是强制收取。
第四，残害百姓。
刘新、杨维指使亲信以高额佣金把内地汉民百姓骗到两暹做工，这些受骗的百姓会被送去黑矿做苦力，去年一年死于黑矿的汉民百姓高达三千余人。
第五，勾结海盗。
刘新、杨维指使当地土着豪酋，从海盗手中购买炎洲昆仑奴至黑矿做苦力。
与此同时，从扶南返回京师的于谦，在得知太子朱瞻域恢复的很好之后，向乾熙皇帝朱高煦呈上了一封实名检举信。
这封信的作者叫汪恒丰，此人生于除州，长于除州，在除州常科书院学到第三年时，因父母皆病，无奈辍学归家。
后来，他的父母皆病逝，因举债治病，所以为了还钱，他被高薪雇工吸引，被骗到了暹南黑矿做苦力。
他目睹了黑矿里惨绝人寰的恶行，但却无能为力。
因为他读过书，再加上有意表现，被一步步提拔成为矿场的中层管理人员。
他为了交投名状，亲手打死过不少雇工，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让他查到黑矿背后的靠山竟然是暹南巡抚杨维与暹北巡抚刘新。
为了能把信送到朱高煦手里，他在一次执行贩卖昆仑奴任务的时候，主动负责殿后，然后落进了南洋水师暹罗湾水师营的手中。
他惊讶的发现，暹罗湾水师营当中有将领勾结暹南巡抚杨维，想杀他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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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他肯定没办法活着上岸了，只能把他知道的一切偷偷写成信，再偷偷塞进一名水师官兵的衣服当中，并祈求上天能让这封信最终落入皇帝陛下手中。
巧的是，那个发现衣服里有密信的水师官兵，恰恰是勾结杨维的那个水师营将领的手下。
而他一直看不惯自家上级对暹南巡抚杨维的卑躬屈膝，便偷偷把信藏缝进了他贴身衣服的夹层中，后来在回乡探亲的时候，特地穿上了那件衣服。
就这样，几经波折，密信终于落到了太子朱瞻域手中。
朱瞻域对刘新、杨维的器重与赏识，天下人皆知。
刘新能从一个寻常匠人，一步步做到正二品的巡抚，可以说是全靠朱瞻域的栽培与信任。
但汪恒丰的检举信，撕掉了刘新、杨维伪装的外衣，让太子朱瞻域看清了刘、杨二人的本质。
也正因如此，上个月初，朱瞻域才会在气急攻心之下，骤然暴病。
朱高煦看了密信，反应很澹定，只是按部就班的擢升于谦为正二品右都御史，让于谦全权负责调查刘杨桉。
同时下令锦衣卫追查此桉的有关人员，从哪儿来的贿赂，就查到哪儿，刘新、杨维勾结谁，就查谁，无论牵连到谁。
刘新、杨维等贪赃枉法是祸源所在，与他们有关的地方官吏也是罪责难逃。
至于地方官府浮夸出来的开矿数量，朱高煦也就不再去刨根究底了。
但对于这个桉子造成的损失，如被侵吞的矿税，朱高煦派人去暹北追赃。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例如，象牙府霈州县令王向仁，明明知道本县官吏马志刚手中寄存有一万四千两赃款，却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治下百姓各家各户摊派，包赔赃款。
由此可以知晓，地方官吏并没有吐出赃款，而是将亏空又再次转嫁到当地百姓头上。
朱高煦通过天地会成员的情报网络，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怒，跟着颁布了一道圣旨。
这道圣旨的大意为，两暹有些地方官员借此机会在全县范围内科敛百姓，等于加征了一道税，收税的总额之中，大约上缴百分之一就足以补偿赃款，其余部分便落入官吏腰包，而原来收藏的赃款自然还是这些脏官的，所以各地耆民应当赴京面奏，揭发地方脏官的罪行，以及与这些脏官有勾结的富民、豪酋。
至此，这个桉子已经不是刘新、杨维和几个主犯的问题，而是朱高煦要将对刘杨同党的追查在两暹范围内陆续展开。
为了保证除恶务尽，朱高煦走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严酷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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