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4年7月5日，大兴。
在这个时期，能接受正规的教育，仍旧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通民众最为奢侈的一种权利。不论是东方华夏文明世界，还是欧洲各国，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基本上是依靠自愿和自觉，社会底层的人教育不可避免的是最为糟糕。
秦国承袭前明模式，在南京设国子监、太学，除了学习科举考试相关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学外，还教授各种专门知识和技艺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杂学。
秦国还在地方分设省、府、州、县四级官学，府以下各行政区域设立儒学，在某些文化昌盛的地方，还有基层的社学。此外，各边远地区的行政机构所在地亦设学，如都司儒学、宣慰司儒学、诸土司儒学等。那些都卫儒学、都司儒学主要招收武臣子弟。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除经史之外，还要研习《大秦制诰》及有关法令、《九章算术》及射事，重视实学。
不论是南京的国子监、太学，还是地方各级的官学，能来就读的学生，大部分皆为“有产者”，要么是达官贵人、王公贵族子弟，要么是地方乡绅、豪门大户出身，贫者寥寥。因为广大的普通百姓，在三餐不继、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官学就读。
而同时期，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大部分八九岁的孩子不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劳动力”出现在工厂、作坊中，为家庭攥取一点可怜的生活费。
在工厂、矿山和作坊工作的孩子，每天会在即使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工作长达10小时。为了生活需要，父母甚至会联合工厂，同意让儿童外出工作，以维持家庭正常运转。将儿童当作大人，虐待儿童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孩子相比，齐国的少年儿童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早在八十多年前，齐国刚刚于汉洲建基立国的时候，太祖皇帝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令》，规定五岁以上的孩童必须强制性地接受五年基础教育。
随后数十年里，齐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内阁政府又将义务教育年限逐渐延长至六年、七年，及至如今的八年。
在汉兴九年，太祖皇帝还颁布《少年儿童保护法》，禁止国内工厂、矿山、作坊，以及其他各类商社经营实体，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工作，凡违反法令将受到严格惩罚。
在汉兴-绍宁时代，整体社会环境中，重视家庭的价值观念为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提供了良好氛围。到泰平十六年，汉洲本土的儿童死亡率已下降到10%，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个时期的欧洲，儿童的死亡率极高，平均高达30%以上。大部分家庭中，人们生育很多孩子就是为了确保其中少数几个可以存活下来，一个孩子去世，很快就会有另一个孩子替代他的位置。也正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经历太过普遍，继而人们才不会对孩子投入过多感情。欧洲人普遍认为，年幼的儿童“既不具备心理活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肉体”，因此被视为是介于生死之间的、极不稳定的存在。
说来也可笑，此前的欧洲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儿童这一说法，“童年”的概念是在17世纪末，一些学者相继引进了齐国的诸多儿童保护制度后才被“发现”的。那个时候，儿童渐渐开始被视为一种与成人截然不同的存在，他们天真、脆弱、易被诱惑，因此需要特殊的照料和规训。
于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性的学校教育陆续出现了，它们将孩子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走读学校又发展为寄宿学校，在这里儿童要度过一段漫长的禁闭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王国是继齐国之后，全世界第二个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早在1712年，普鲁士王国借鉴齐国的教育经验和制度，率先在欧洲地区实施了国民义务教育。自此，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普鲁士王国所有公民最基本的两项义务。
这个时期的欧洲，75%以上的男孩和50%以上的女孩都是在劳动中度过青少年时期，东方各国的孩童状况基本上亦如此类。居住在农村，就要放羊、拾柴；如果他们家里经营着一个小作坊，就要梳理羊毛、织布，不同年龄的孩子会被分配不同的工作。
在下午六点，已然过了放学的时间，但在清平小学堂的操场上，仍旧有许多孩童在肆意的玩耍，踢球、玩沙包、跳绳、扔石子，或者疯狂追逐打闹，发泄着他们无穷的精力，到处都是孩子的尖叫声和欢笑声，当然，偶尔也会传来几声哭啼声。
这个时候，大部分孩童的父母可能还没有下工，回到家中，要么是要面对哭哭啼啼的弟弟妹妹，要么就是冷锅冷灶，并没有丰盛的晚餐等着他们享用。与其那样，不如在校园里，先与相熟的同学尽情地玩耍娱乐一番。
毕竟，这里是城市，不需要像农村那般，放学后就要帮着父母捡拾柴火、收拾牛羊，或者从庭院里摘菜准备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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