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相刘颂上疏说：
“陛下啊，咱一直以来法律禁令都比较宽松，这一下子要彻底改变可不行。不过呢，要纠正时弊，也得慢慢来。
就好比行船，不能直接横着冲过湍急的水流，得慢慢调整船头，一点一点朝着目标前进，这样才能顺利过河。
我听说为了国家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封亲近贤能的人。但得好好审时度势，让那些诸侯如果遵守道义行事，他们的力量得能够保护京城；要是有包藏祸心的，也得让他们没那个能力搞出大乱子。
陛下您应该和那些博古通今的人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周朝的时候，诸侯犯了罪，人被杀了但国家还能保留；汉朝的时候，诸侯有罪，要是没儿子，国家就跟着没了。
现在应该反着汉朝的做法，遵循周朝的，这样下面稳固了上面也就安稳了。天下这么大，事情这么多，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上面抓住关键，把具体事务交给下面，
不是因为怕累想偷懒，实在是因为政体就该这样。靠做事过程来分辨人有没有能力，太难了；根据成败来论功行赏或者定罪，就容易多了。现在陛下在事情开始的时候很用心，
到了考核结果的时候就马马虎虎，这就是政策还不够好的原因。君主如果真能抓住大权关键，在事情成败之后考核功罪，那上下就都能各得其所，安稳太平了。
古代的时候六卿分工，冢宰是老大。从汉代以来，凡是各种官员事务，丞相都总管。现在尚书掌握决断大权，各位卿相只是奉命行事，这和古代的制度比起来，尚书的权力太重了。
应该把朝廷的事务分给外面的官署，让他们专门负责。尚书就统领大纲要领，到了年终考核功绩，对照簿册来进行赏罚，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动不动都是上面决定好了下面执行，所以上面有了失误，也没办法再去怪罪下面。
到了年终事情没办好，也不知道该责怪谁。那些小错误、荒谬的事情，人嘛，难免会犯，如果全都用法律来严苛对待，那朝廷内外就没有完美的人了。
近代那些当监司的，大多是大事抓不起来，却在小事上斤斤计较，都是因为害怕得罪豪强，又担心工作没干好，就紧紧盯着那些小细节，好像很公正，实际上是扰乱法律。
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喜欢那些琐碎细密的案子，一定要求上报那些严重奸猾的事情，这样政治上的坏人自然就被抓住了。
创业的功勋在于建立教化、制定制度，让好的风气深入人心，留下的功绩能辅助幼主，后代靠着这些，就算君主昏庸也能像明智一样，
就算愚蠢也能像聪慧一样，这才是值得推崇的。至于说修饰官署之类的各种工程劳作，这些都是以后不需要陛下亲自操心就能办好的事情。
现在在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精力，损害了国家真正依靠的根本，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头了。”
庚戌永熙元年四月，晋武帝生病卧床，病势沉重，于是下诏让车骑将军杨骏到宫内卧室来。
武帝有气无力地说：“朕如今身体不行了，把皇太子托付给你。你可得念在与朕的亲戚关系，全心全意，辅佐皇子啊。”
杨骏赶忙表态：“陛下您一定要保重龙体，以不负天下人的期望，臣怎敢不效尽忠贞之节，来报答今日这特殊的恩遇呢？”
武帝又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你们都要有忠义之心，献出治国理政的良方，辅佐皇储，只希望能始终如一啊。”
说完就驾崩了。
太子和大臣们都痛哭流涕。
第二天早上举行哀悼仪式，把武帝的棺材停放在偏殿。
晋武帝驾崩时五十五岁，庙号世祖，在位二十五年。
期间改了三次年号：泰始十年，咸宁五年，太康十年。
说起晋武帝，他这人擅长谋划，能决断大事。
在曹魏时期奢侈苛刻弊端之后继位，百姓都思念古时的好风气，武帝就努力倡导恭敬节俭。有官员曾上奏说拉御车的牛的青丝缰绳断了，重新制作要耗费民财，武帝马上下诏，命令用青麻来代替。
到平定吴国之后，天下太平无事，他就开始懈怠于政事，沉迷于酒宴，宠爱皇后家族，皇亲国戚当权，老臣不能被重用，
规章制度被扰乱废弃，走后门托关系的事公然盛行。
再说晋武帝驾崩后，杨骏和大臣们举行哀悼并发丧。
丧事办完后，把武帝的灵柩安葬在峻阳陵，然后立太子司马衷为孝惠皇帝，改元永康元年。
惠帝登上皇位后，任命杨骏为太傅，全面掌管朝政，于是百官都听从杨骏的命令。
惠帝又立贾氏南风为皇后，把才人谢玖封为太妃，立她的儿子司马遹为皇太子，其余大臣也都分别给予加官进爵和赏赐。
嘿，咱来说说这孝惠帝，他可是世祖武皇帝的大儿子，叫衷，字正度。在皇位上坐了十七年，结果最后中毒死翘翘了。
话说武帝病得很重的时候，杨骏这老兄一个人在皇宫里伺候着，别的大臣都没法靠近武帝。杨骏就动起了歪脑筋，想把自己的心腹都安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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