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林对德顺爷爷的生平进行不断地采访挖掘，村子里上了年纪的人，加林一个都不放过，他一有时间就回来和他们进行反复交谈，尽量收集关于德顺爷爷的信息。
这天夜里，高加林望着跟前这凝聚着德顺爷爷大公无私的用红旗和五星标旌的奖状，不禁潸然泪下。
德顺爷爷上山以后，高明楼在整理他干大的遗物时，在一个牛皮袋子里，找出了一沓子奖状。高明楼仔细地一张一张地看完，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德顺老汉几乎年年都有奖状，有的年份不止一张。可他从不在人面前显摆。他把奖状看成和他的生命一样，在他看来，大队每授予他的一张奖状，比给他一担麦子，一百元钱还要金贵。每当他对过去的人生有过悔恨时，他就把这些奖状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看着，他就像淮海战役支前的那位老汉能将车辕上用小刀刻的渠渠道道串成故事一样，他都能讲出每张奖状背后战天斗地的辉煌历程。因而他认为他的人生是充实的，他能对得起高家村的子孙后代。现在高家村的山山水水，沟沟道道，哪一块，哪一处没有他的踩过的足印，没有他淌过的汗水。
高明楼感到这些奖状对加林写小说会有帮助，就连同牛皮袋子，一块给了加林。
加林把收集到德顺爷爷的信息，不断地进行筛选，提升，再通过理性化处理。终于拟了二十个章节的标题。
加林以纪实文学的表现手法来写小说，他的初稿就先从第一章《血光之灾》写起：（这里只录前几个自然段以食读者）
中华民国五年（即1916年）二月十六日（正月十四）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延州县西北的一个古镇永坪镇又到了一年一度秧歌节，永坪及周边一带的百姓，接踵而至，人山人海前来镇上围看扭秧歌，人群中你喊我叫，欢声一片。
秧歌队伍，扭扭捏捏，执扇舞绸，在“伞头”的引导下“走场”，一会儿走个 “四门斗底阵”，一会儿走个“黑虎掏心阵”，还有“十二莲灯”“窑葫芦”等，每次变阵都会引起围观者的喝彩。
秧歌队前面，锣鼓铿锵响亮，唢呐激越昂扬，极壮声色。秧歌队的后面，踩高跷、骑竹马、耍狮子。最后面队尾，男扮女装，穿着华彩衣裳，都是些扮相古怪，面目峥嵘的蛮汉蛮婆。
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的时候，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土匪来了！”话音刚落，还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就见匪首高豁子率百余匪徒骑马拿刀，从望窑堡（即今子长县瓦窑堡）方向疾驰而来，冲向人群。看秧歌的，扭秧歌的喊声一片，摔倒的、踏伤的不计其数，百姓们顿时遭了大劫。土匪过后，永坪镇如同遭了一场大地震。
十七日土匪直奔刘马家圪塔。十八日午后，攻入县城，当日晚上又至文安驿，次日便向南流窜。土匪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无恶不作。这次延州全县被土匪杀害者达700多人，其中就有德顺的父亲。（资料来源于《延川县志》）
安葬了父亲，欠了一大堆债，十岁出头的德顺和母亲申氏相依为命，他的苦难人生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加林的思绪，一会儿如奔腾的大江大河，一会儿如狂泻的高山飞瀑，一会儿如涌动的竹笋；一会儿如刺破长空的汽笛，他在不断地厘清思路，伴随着手指的移动，满腹情感旋即凝结在稿纸上。
加林写起东西随意性很大，写材料是这样，写起小说也是如此，每当灵感来到的时候，他就随便拿起一张纸，乱画一起，过一段时间再在原基础上进行不断修改、再构思谋篇，直到稿子改的连加林自己都看着困难时，他才重新誊写一遍，就这样，加林反复几次，抄了写，写了抄。
他的初稿没有统一的编码，都是活页，用回形针间隔着。
加林一有时间，就写，想起德顺爷就写，他要把他对德顺爷爷的情感都倾注在文字里……
《黄土地上的苍生》这部长篇小说加林初定五十到六十万字，他从德顺爷爷的父亲遇害写起，一直写到德顺爷爷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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