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王建平，高明楼坐在躺椅上，低着头，微微地闭着眼睛，他一边吸着卷烟，一边寻思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村的过事情况。红事不说，专说白事。八十年代初，农家户送走一个老人，提前准备好棺板老（寿）衣的，二百来元就能办个体面事。这往后一年五十、一百地往上加着，到了九十年代初早都过了千，往后一年一千一千地往上加着，前些年他送干大时，嘎嗒马希（杂七杂八）花过了一万。这又过了几年，眼目脚下谁家要送个老人，你要是没有个万二八千的，你就别动事。唉，这样下去怎么能行？这阵势都是有钱人把事情给哄上去了。农家人口头上也讲“有钱埋钱，没钱埋人”，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没钱人家也都是踮踮脚硬撑呢，就是借钱也要把事撑硬，不然的话，惹乡党笑话。
高明楼早就看不惯这种攀比陋习在村子里愈演愈烈。村里过事，高明楼也常当总管，但他却掐不住事。现在好了，既然支部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他一定要杀一杀这种歪风邪气，非搞出个名堂来。
第二天，高明楼正在家里吃着早饭，外面传来了巧英的声音，“五伯，您来了，快进窑里吃饭！”巧英很热情地搭张着来人。高明楼赶忙放下筷子起身，疾步来到院子，“啊，五哥你来了，快进来！”
高明楼家门中他五哥高明轩今天串门串到了高明楼家来。两人一进窑里，“五哥，快坐下吃饭！” 明楼说着转身拿来一把小椅子放在饭桌的旁边，“哥已吃过了，你慢慢吃吧。你吃完了，哥还有事求你呢！”高明轩说着就抓着椅子坐了下来，坐稳后，便从腰间拿出了烟袋和烟锅。
高明楼停住了筷子，瞩目着高明轩，他看高明轩烟锅咂着后，就说道：“五哥，咱弟兄俩，谁跟谁呢？你心里有啥事就给兄弟说，还客的啥气呢？”在高明楼的询问下，高明轩才说明了来意，“明楼啊，哥我硬气了一辈子，就是难死也不愿意给人低头，你看你侄铁锁国庆节就要给娃娃结婚呢，等到把事情安顿好后，手头的钱也整得差不多了。这过事都成大问题了，我心急得没缭乱（心慌意乱，没有主意），我一问，说啥也不让我管，再一问，人家来了照上，犟怂说，‘你要是能借来三个钱，日子就定在国庆节，要么就往过年拖。’明楼，你侄子一句话，把哥给砧住了，哥这才是没事找事呢？”高明轩说着就长长叹了一口气，“明楼啊，哥知道你的情况，你给哥拿三个钱，就把大场安住了，不够了，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哥今专门找你就是这事，不过你放心，哥圈里有五六只羊，烂不了你。”高明轩说完“唉、咳、咳”了几声，他的脸上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明楼听后，点了一根卷，烟吸了几口，语气很果断地说道，“五哥，你的话说的过多了。铁锁娃娃的事，兄弟我知道了，你把话给他捎到，过事的钱多少，我一舌头舔了，你让娃娃不要操心。”高明轩听高明楼这么一说，很满意地走了。
高明轩走后，高明楼心酸了好一阵子。高明楼记得七二年隆冬时节他组织社员在修堤坝，劳动中他在往坝上搊石头时，上边人没有把石头抓牢，石头掉了下来，把他的右腿撞骨折了，是五哥拉着架子车，四处求医，才保住了他的腿，让他没留后遗症。现在哥哥有了急，他怎能袖手旁观呢？何况自己手头不缺这几个钱，就是借钱，也要让娃娃把事情给办了。
高明楼轰轰烈烈了一辈子，到老有点失落感，没人搭理，他的心里不知有多么的凄凉。现在好了，书记让他负责村上红白理事会，村里谁家过事能离开他？他一去，叫叔的，叫爷的，叫老书记的，那种场面就是掏多少钱，都买不来。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高明楼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总算有了心里有了谱。高明楼吃喝一毕，就出家门，他去找书记王建平。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天擦黑，村委会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一首张也的《走进新时代》还没有唱完，就听见王建平的声音：“广大村民们、广大村民们：为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禁止铺张浪费，反对大操大办的规定，以建立倡导健康文明，和谐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必须行动起来，积极响应。村民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与之相应的随礼钱也水涨船高了。这种随礼钱的不断上涨，除了有当地的风俗作祟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有一种不管自身的经济条件而盲目攀比的心态。久而久之，这种陈规旧俗已经严重地变了味道，也成了许多家庭的巨大经济负担。支部响应县文明办的号召，提倡简化红白喜事，让节俭成为办红白喜事的主旋律。这就是村上要成立红白理事会的宗旨。
村上红白理事会由五人组成，总负责人是高明楼同志，该同志长期担任村干部，有五十多年的党龄，在村里有极高的威信，村上调和矛盾，解决纠纷的事情，村民都习惯上去找他。第二位是退休教师刘俊生同志，写一手毛笔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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