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王国生的肠子开始长虫。王国生东躲西藏到第7天的晚上，他在一片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他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白天要么睡在树下，要么睡在红柳丛里，到了天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第10天的时候，王国生的肚子有了痛感。
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个牧场，这里有一户维族人家。这家人都睡了，王国生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这家人的厨房里，借着月色发现锅里有4个热热的玉米棒，拿了一个吃完，趴在凳子上睡着了。这时，这户人家的狗叫了起来，王国生一下子惊醒了，连忙逃走了。他又看见一座废弃了的破房子，本想来到这里找到点什么吃的或喝的，可是他什么也没找见，便不由自主地睡着了。睡着了的王国生作起了梦，他梦见一个长相酷似于海霞的女孩面带微笑正朝他怀中跑来，他伸开手作着拥抱的姿势，他梦还未醒，就被搜捕的民警逮了起来。
王国生逃亡了11天，11天里，王国生并没跑多远。而我们出动了200多位民兵协助公安搜捕，却让他“逍遥”了那么长时间，谁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可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你亲身到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去看一看，你就不难明白，在这里藏个把人，是很难被发现的。也许有人更不明白，动用了3条警犬，居然没有发挥作用。听训导员说，警犬在遇到水、尘土、羊骚味时，很快就会失去嘎觉。
再说我们的公安民警。当民兵说王国生不在玉米地里的时候，民警们并没有停止向前搜索的脚步，但王国生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仍然没有任何踪影。
从案发以来，他们饿了只能啃口干，有时甚至连干都没得吃，渴了只能喝排水管子里流出的生水。一起参与搜索的民警和训导员们个个嘴角冒泡、嘴唇干裂。这还不说，再看看他们的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都是被蚊蝇叮咬的痕迹，尤如绵延起伏的山密，一座连着一座；他们的身上、脸上除了被蚊蝇叮咬的依包外，到处都有血淋淋的伤痕。
这时警犬开始“要工”了，趴在地上，无论训导员如何哄它，它只顾呼呼地喘着粗气。持续了整整3天3夜的大搜索，这时人犬都已是疲惫不堪，把希望都寄托在警犬身上的侦查员们，见三条警犬都未能找到犯罪嫌疑人，一下子信心大失。大部分的人认为王国生早就逃出精河了，再这样找下去徒劳无益。于是，大部分的民警都撤回队里，去办其它的案子了。
这天晚上，刚从公安厅学习回来的局长没顾得上回家，直接赶到了精河县公安局，听取县局领导对此案的情况汇报。听完大家的意见后，靳局长大手一挥：“王国生一定没有逃出这个村子，加大搜捕力度。”
27日一大早，靳局长召集县局各领导、派出所、刑警队召开了一次鼓舞人心的动员大会。
大会上，他用这些天反复出现王国生的行踪来说明王国生一定还在克孜勒加村活动的事实，来鼓舞各位参战的刑侦人员振作起来积极破案。并组成由赵明、章伟、刘兴林、巴音达拉组成的4人专案组。之后，靳局长又带领专案组来到克孜勒加村召开由各大队干部、村干部、综治书记参加的协调会；就在这天的协调会上，大庄子村村长纪容宽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在大庄子村和克孜勒加村相邻的一块玉米地边上，住着独立的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门于26日被撬，只丢了3个馍馍。
原本士气大跌，这会又有了新的线索，侦查员们立马来了精神，于是顺着这条线索进行摸排。在排查的过程中，发现托里乡开发区有一家农民玉米地里有啃剩下的新鲜玉米棒，于是，当即在附近的二大队五队、四大队四队、一牧场等民政局开发区各主要路口派人守候，并集中侦查员进行搜捕。
26日的晚上，在调查时，有两个放学晚回家的学生说，在大庄子村和克孜勒加村的交界上看见有人梧着肚子由北向南走去。赵明当时就与村支部书记联系，举着喇叭站到大涝坝中间，向广大村民做紧急动员。
这天晚上不仅乌云密布，还刮起了精河史上少有的狂风。即便是这样恶劣的天气，村民们一听到广播都开着自家的摩托车、农用车、翻斗车等各种车辆，来到了两村交界的土路上。村民们齐刷刷地对着两侧的玉米地里打开了车灯，为侦查员们照亮了搜捕的道路。
侦查员们被村民们的热情鼓舞着，被狂风刮得东倒西晃的玉米穗打在原本就伤痕累累的脸上更是生痛生痛的，但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不停息地在玉米地里一行行地搜索，然后，一行行地排除。直到凌晨4时，才停止了搜捕行动。
到28日的一大早，侦查员又在一牧场附近的排碱渠边上发现了王国生留下的新鲜脚印。这说明，王国生还在一牧场附近活动；专案组向当地老百姓借了6匹马，对一牧场附近的大面积的枸杞地和红柳滩、排碱渠、芦革地进行了过筛、拉网式的全面搜捕，侦查员不停地交叉搜捕，工作一直持续到29日凌晨6时。一牧羊人在一牧场的一座废弃的破烂农房里，发现一个人贴着墙角睡着了。牧民没有惊动这个人，立即跑到不远处正在搜捕的侦查员跟前，报告了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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