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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属特别时期，大权在握，好多事情可以从权处理，再者战争能够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人们都去关注战争的输赢去了，只要打赢了，无论你做过什么，他们都会认可，都认为你是对的。
有一条关于改革的历史规律，那就是任何一位改革家要想推行改革，必须要和守旧势力进行一场殊死搏斗。人们都有一种习惯，那就是习惯于旧有的生活方式，很难一下子接受新的生活，无论你的改革主张是多么正确，可以说主张越正确，遇到的阻力越大，这是造成好多改革家总是为他同时人所不齿的原因，而历史却恰恰相反，认可他们的行为。
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更是不能容忍改革，那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点在历史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商鞅变法就连秦国的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也来反对。当秦惠文王看到商鞅改革带来的巨大好处时，他又积极维护起来，并没有因为商鞅割了他老师的鼻子而废除“商君之法”。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李隽才决定趁这段时间对南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李隽相信等到战争不再吸引人的时候，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内政上来时，那时他们方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适应了改革，他们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就不会有对改革的抵触，只有对改革的认可。
现在，李隽不得不对改革阻力重新审视了，因为他遇到了空前的压力。到现在为止，李隽对南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进展也还顺利，阻力虽有却没有这么巨大。唯有他对教育的改革却遇到了出乎想象的阻力，这阻力不是来自于其他，而是来自于儒生们的反对。
儒家自从汉武帝独尊之后，一家独大，儒生们更是自以为是，以为读了点“圣贤之言”就了不起了，就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了，以为自己就才堪经国了，历来是不把其他学派、学说放在眼里。对于别的声音往往扣上一顶异端邪说，邪辟之言之类的大帽子，行打压之实。
李隽推行全民教育，触动了儒家的神经中枢，照这样下去，儒家不再统治人们的思想，不能再束缚人们的头脑，他们的好处也就没有了。李隽开办新学的圣旨一下，在儒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名儒”立即给李隽上书，疾言“新学之害，害无穷也！此邪辟之说，虚妄之言，不能经国，不利民，不聚财，当禁而止之。”
李隽一天不知道要收到多少类似的上书，堆在他的案头上足足有三尺之厚。李隽估算了一下，要是他每本都读的话，没有十天半月的功夫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李隽现在是个国事缠身的大忙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哪里还有心思去理睬他们。
收到第一道上书时，李隽还有兴趣浏览了一下。到后来，上书越来越多，李隽理都懒得理，把上书往案头一放，道：“看他们有多少，等他们不说了用尺来量量，看有多厚。”以李隽想来，只要过一段时间，“时间会医治一切伤痛”这一真理就会发生作用，他们就不会再闹了。历来算于遗策的李隽这次却失算了，儒生们闹得是越来越厉害了，原先只是上书疾言一通，也还罢了，可以当作愤激之言。现在倒好，居然叩阙，三百多儒生跪在皇宫外的广场上，要求面圣陈意，请求李隽废除新学，还儒家正统之位。
历朝历代对书生是没有办法，这些人是打不得，关不得，更杀不得。要是一个不好，给历史让上一笔，就会留下污点。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最好的例子，留下千载骂名，是以历代君王对儒生们是小心翼翼，能不得罪最好不要惹。
李隽深知其中的厉害，拍拍额头，嘀咕一句道：“真是吃了饭没事做，尽添乱。”重重一下拍在儒书们的上书上，一抹冷笑出现在嘴角，道：“我就去会会你们，要是给你们就把新学给废了，我就不叫李隽。”大步走出御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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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直挺挺地跪了三百多儒生，跪在最前面的儒生叫贺书仁，个头不小，足有七尺，要是用儒这自吹的笔调来描写他的长相的话，应该是“身长七尺，昂藏一丈夫，头戴儒冠，身着儒服，儒雅不凡”。
贺仁书手里托着一封联名上书，这联名上书号称万人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至少是一万儒生签过名的，可以想象得到上书李隽要求废除新学他们是何等的热心。
这些书生也真够厉害的，跪了三天三夜居然没有倒下，更难得的是他们还滴水未进，李隽派人送来的饭菜动都没有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以绝食的办法来向李隽施压。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吃，而是吃多了的话，要上茅厕，就不一定再跪得下来。
都知道吃多了，喝多了，拉撒问题也就频率高了，会给他们的行动带来负面影响。那些自称绝食的人并不是绝欲，而是不得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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