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见大人，我们要上战场!”
“大人开恩，我们要去剿灭流寇!”
从高约丈许的枪尖铁杆大门的空隙远远看去，数十名军官挤在二层建筑的教学楼前的水泥地上，大声呐喊，群情激昂。
教学楼大门口两侧，两个背着火铳的卫兵站的笔直，肩上的刺刀雪亮。二人目光平视，目不转睛，对眼前汹涌的人潮丝毫不为所动。
大门头顶的木匾上，“教学楼”三字赫然在目。军官们虽然口号响亮，但却没有人敢雷池一步。学堂军规森严，比之军中，有过之而无不及，谁也不敢以身试法。
教学楼正面的墙上，巨大的红字震人心魄，“团结、牺牲、奉献、服从”，这八个大字，正是学堂的校训。
也有些墙外的军士，从围墙之间的铁栏杆空隙向内看去，想知道，这学堂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此时正是午饭时间，操场上稀稀拉拉没有几个训练的军人。看来，这些军官也知道轻重缓急，特意在吃饭时间来抗议。
也许，只是“请愿”。
河南武备学堂，不正是培养军官尚武之风，一挽大明颓势的吗。
不错，这就是河南武备学堂，王泰花了半年时间，才在宣武卫建起来的大明王朝第一座培养军官的军校学堂。而学堂的校长自然而然就是王泰本人承担。顾绛担任了副校长，董士元其他军官们，都是兼任了学堂的教官等职位。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朝廷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
万历末年，朝廷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不了了之，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璐、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三甲之分和鼎甲名号。只有崇祯开殿试，才形成完备的武举考试，共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也从中可以看出，崇祯对朝廷武备的重视。
不过，明代文贵武贱，武职多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聊胜于无，是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武举形同虚设。
历史上，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克洛阳、围攻开封，张献忠攻克襄阳；清军包围松山、锦州等4城。这一年，崇祯下诏开“奇谋异勇科”（武科考试），但无人应考；崇祯十五年（1642），崇祯再次下诏，欲挑选“督师大将”，仍是无人应考；仅仅两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京，明亡。
文臣负气用事、空谈阔论，武将贪鄙跋扈、任意妄为，军人缺粮少饷、任意奴役，毫无尊严，军队尚武之风缺失，又那有一战之力!
而王泰创办武备学堂的初衷，便是提高军人地位，以点带面，恢复军中的尚武之风。
武备学堂，其主要功能自然是为军中训练初级军官，学习期为两年。学堂自去年九月开办第一期，到如今，仅仅一年之久。军官陆续加入，如今大约1400人，除了河南陕西的老乡兵800人，还有新募的卫兵400人，以及第一批从“关中学堂”送来的200学生。
武备学堂共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科。步兵科600人，为第一大科；骑兵科200人；炮兵科400人；工兵科100人；辎重科100人。每科设有教官，担任战术、筑城、兵器、交通4大教程的教育学科。学科还有军制学、各兵科的典范令等。术科则分操场、野外、劈刺、体操等。还有测量地形学习和实施等。
至于学堂的教育方法，半天时间教授课程，除有关军事的战术、兵器、测绘、筑垒及典范令外，并增加物理、数学、历史、地理等，每节课为一个半小时。典范令小册子是教练各项军事动作的准绳。普通知识是辅助教育，聘文职教员担任，以充实学生的军事知识，为逐步全面学习各种军事演习准备条件。
术科训练，则是先在操场进行各种制式教练，再到各教练场演习。野外演习，先由简入繁，再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实弹射击有打靶场，马术训练有马场，炮兵训练有炮场，工兵有土木工作业场、架桥作业场，爆破演习则有单独的场所。辅助术科如劈刺、武术等，都有专业教官，在操场进行。器械操在校后门外的器械操场进行。这些训练每课多为一小时，正式出操训练一般两小时，野外演习至少用半天的时间，大演习还要携带帐篷、炊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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