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西方中世纪数学之父斐波那契，其所着之《算盘算经》，引发了西方商业运算（诸如记账、重量计算、利息、汇率等方面的运算）与工程计算的变革，进而推动了商业贸易及“完美城市”的发展，此为后续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石。
而在《算盘算经》中解决的兔子问题、利息问题的“斐波那契数列”（黄金分割数列），却来自于中国汉代《九章算术》中的“衰分术”，宋代沈括的“隙积术”，杨辉的“垛积术”，元代朱世杰的《四元玉鉴》等典籍。
斐波那契在珠算和平方方面的论述，乃是对中华典籍《算法统宗》、杨辉的《日用算法》以及秦九韶的《数书九章》中内容的抄袭。
这些内容经翻译并修改后，便成了斐波那契的研究成果，他也借此成为了西方中世纪的数学大师，更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座上宾。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盗取还只是个人行为，而到了近几十年，尤其是奥斯丁传教士门多萨，在1585年出版了《中华大帝国史》之后，欧洲列强对中华文明的窃取行为变成了有组织、有预谋、分工明确的严密专项计划。
原本此项计划是由葡萄牙王室发起，因为那时东方传教的决定权，掌握在葡萄牙国王之手。
然葡萄牙于 1585 年被西班牙吞并后，罗马教廷就逐步收回东方传教士的委派权与控制权，也接管了窃取东方典籍的计划。
可教廷在看到典籍后，发现里面很多思想和教会宣扬的神学理念冲突，于是逐渐就懈怠了这一计划。
而此时雄才大略的法兰西红衣大主教黎塞留（同时是法国首相、巴黎大学校长）发现了其中的机会，于是接管了该计划。
他以马林.梅森为纽带，加大了对东方传教士窃取行为资助的同时，还组织了大量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典籍，加快成果转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黎塞留主导下的法兰西是一个很精明的国家。
其一，黎塞留支持罗马教廷，信奉天主教，镇压国内的新教胡格诺教派。
其二，黎塞留又担心相邻的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如查理五世在位时那般强大，于是加入反哈布斯堡联盟（新教联盟）。
三十年战争中，丹麦和瑞典出兵对付天主教联盟，全都是黎塞留在其中煽风点火并出资支持的的结果。
在理清这一脉络之后，朱琳泽的内心陷入了极度复杂的情绪之中，尤其是充斥着愤怒、可悲与自责。
愤怒的是，西方列强肆意剽窃中华的文明成果，不仅毫无羞耻之心，还将各种成果据为己有，自诩为西方的独创。
他们四处宣扬中国是一个落后的民族，鼓吹落后就要挨打的谬论。
可悲的是，上辈子的学校走廊和实验室里，到处悬挂着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等人的画像，不止一位老师曾指着画像教导他，要努力学习，争取日后能成为像他们一样伟大的人。
在那个时代，英语成为了从中学到大学的必修课程，也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而文言文却只是语文课本中的寥寥数篇。
在前世，但凡读过书的人，一提起外国科学家的名字便赞不绝口，对他们的事迹如数家珍，可一提到杨辉、秦九韶、朱载堉等人的名字，却大多一脸茫然。
自责的是，对中华大量的典籍不去深入研究，对各种往来的书信不去仔细品读，却将精力放在西方人窃取加工后的成果之上，并且还盲目推崇。
要明白，今时不同往日。
上辈子，西方列强已经凭借着对三大洲的洗劫，他们快速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继而在抢夺来的科技成果上不断吸纳、借鉴、创新，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自此欧美列强在科技、军事、金融等领域一骑绝尘，成了世界秩序的主宰者。
而现在的西方，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自然科学都处于萌芽时期，不管是文化底蕴还是科技实力，和大明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幸好傅山及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否则自己也不会深入去探究，说不定接下来还会对这些‘巨匠’的到来以礼相待，奉为上宾。
见朱琳泽神思飘忽，面色凝重，尼莫故作嗔怒地说道：
“夫君，一月有余你谁都不见，今日好不容易得以相见，你却缄默不语，究竟所为何事？”
朱琳泽刚欲开口，却见尼莫眼眶泛红，言语中满是委屈：
“有容来过数次，她本欲前来与你辞别，怎料你却闭门不见，最终她是哭着离去的。”
“离开，去哪了？”朱琳泽一愣，忍不住关切起来。
“哼，不想理你！”尼莫侧过身去，一边生气一边擦拭眼角的泪水。
见此情形，伍辰皓敬礼禀报：“报告军团长，小先生随白虎军出征了。”
“出征？”朱琳泽一愣，继而面露着急之色：
“她一个小姑娘出什么征？宣传部的职责是制作传单配发作战连队，又何须奔赴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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