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实际上便是秦刚这些天来的思考总结。
他是来自于科学昌明的后世，自然可以轻松掌握历经数代科学巨匠的思想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在这个时代简单碾压所有人。
在秦家庄睡足轩里的有限书籍中，他已经惊叹于宋代儒者对于宇宙观、世界观的认知深度，他们已经开始用着独特的语言与思维方式，开始细致地剖析这个世界万物之间的原理与联系。
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时代才会诞生像沈括这样的科学大家，以及他笔下所出的这部《梦溪笔谈》。
由是，这也给予了秦刚以极好的机会，站在他们的这些研究基础上，开始考虑，将那些来自于后世未来的一些发明成果，可以无形地融入进去，以逐渐形成更加浅显与实际的经世致用之说。
这里自然包括已经推出了腌蛋、孵鸭、水泥、牛痘等物。
毕竟，真正扼杀文明的，不会是未知的迷茫，而只会是无法理解的恐惧。
秦刚与乔襄文的交谈越发地深入，一旁的邹放就越发地感慨：这次把这两个人拉到一起，是做对了。
虽然听得两人的一些言论想法，有一点点如坠云雾之中的感觉，但又总是觉得云散之处，便是可以明析一切的真理显现的可能，邹放更有着那种的期待。
乔襄文此时却还有一个疑问：“听秦小友此番之言，似乎对《梦溪笔谈》此书颇有研究？”
秦刚只能随口编说：“梦溪丈人此书也是汇集其个人多年所得，所以之前也曾有一些零散手稿在外流传。小弟立志于研究‘格物致知’，有幸曾看得一二，也是从中得到了许多对于格物一学的各种助力与启发。”
乔襄文之前就曾听邹放谈及秦刚的“格物致知”想法，对此也是兴致勃勃。
要知道，在北宋之初，以司马光为首的涑水派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
司马光认为，“格”是排除，“格物”就是“排除物欲”，然后才能知晓“至道”。
实际上，正是他的这种理解，也导致了他所代表的旧党政治理念偏重于守成。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改革变法，都是在追求不必要的物欲，都是不好的，是要需要被排除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只要净化心灵、就能实现“天下垂手而治”的美好结果。
当下还是高太后当政，司马光的学说，在朝廷中，尚还占据着最主流的声音。
而江淮地区，却因为王安石后期曾在江宁府潜心于开设书院、教育子弟，而无形中将王学的基础打得甚为牢固。
只是，乔襄文从内心的自然感悟出发，虽绝不认可司马光的提法，但也无法从王学中寻找到更明确的支撑点。于是他才有了尝试跳出六经之外，寻找自己的答案的做法。
而他打理的菱川书院，也由此而带去的各种变化，更是带来了外界的各种异议。
秦刚明白，乔襄文所产生的，正是中国自北宋开始，就已经在文人士子中所诞生的一种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
只是，若无后世先进的思想理论以及极其重要的科学手法作为支撑，这种萌芽也只能浅浅地露头。
时间一长，它们既无法从经学典籍中找到做权威背书，同时又缺少充分可以展现这一思想价值的展示舞台。
许多如乔襄文这样的文明之闪耀之光，被历史局限而无情地抹杀。最终，菱川书院的盛名，也将随之没落，消失在了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之下。
而此时，三人的交流正在兴头，在秦刚有意无意的激发之下，越来越多的思想火花，正在各自的交流中不断绽放。
“世间之人，自称所研大道者多矣，又如何来评判或检验他们所称的大道之真伪呢？”邹放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
“实践是检验大道的唯一标准！”秦刚将后世的一句名言稍加改变抛出来以作答案。
乔襄文与邹放听着一呆，进而又面露惊喜地继续聆听。
“所以，格物并非死板地拿着一物而格。”秦刚此时心里想到的是，后来明代的半圣王阳明，一开始就是呆坐着对竹子进行格物尝试，格了一整天也没格出东西。当然，他也瞎打误撞地抛弃了实践格物之道，转而悟出了他的心学格物之新径。
对于秦刚而言，王阳明的心学虽然伟大，但是对当下这个时代的意义不大，他需要的是明清之后的格致之学，是基于实践检验的科学工具。
“实践为标准，格物方有序。”正好想到了竹子，秦刚便抬手指了指窗前看到的几株翠竹，说道，“文人常喜以松柏竹同时入画，于是把它们三者放入同一格中，凭借的理由，便是它们都有经冬不凋、迎寒而立的相同品性。”
秦刚说的这是大家都认可的事理。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它们的枝干、叶子、根部以及生活的土壤、气候等特性，就会发现：松树与柏树倒是可以放在同一格，而翠竹却只能和毛竹、方竹更适合放在另一格。然后，在松柏这一格与各种竹子的那一格的上面，可以归于树木的大格。然后，更多的大格之上还有更大之格。如此不断地划格，那这世间万物才能井然有序，我们的致知之道，才会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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