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会形成了第一个决议：放开海禁，允许渔民下海打渔，还备注了一条，只是允许渔民在近海打渔，当然，凭他们的小船，也划不到深海里去。
至于是否允许通商，那个不是本次会议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就是讨论如何制定政策，规范管理的问题，同以往的流程一样，各部大佬都要给出意见，先形成一份初稿，再逐项讨论后定稿。
然后选一块地方做实验，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再做修订，最后才能形成可操作的管理方案，推广到沿海各地。
做过天津巡抚的毕自严，为天津争取到了，这个实验的机会，他说：“天津近海，离北京又近，消息传递很方便，同时，天津加工的渔获，运往陕北灾区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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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捕这件事，勉强可以归入户部的管辖范围，七十一岁的老臣郭允厚，头都大了，户部本来只管钱粮收支，现在，他好不容易提拔的接班人范景文，被拉去管种地。
现在，又要去海里捕鱼，他哪有精力来管？
他私下里找到首辅孙承宗，诉苦道：“非是老臣不愿意任事，实在是年纪老迈，精力不济，顾不过来啊，要不，在户部成立一个农业司，专管种地和捕鱼？”
张蔷也觉得，把农业部和财政部混在一起，责权不明，难以管理，于是同意了郭允厚的意见，在户部下面，新增一个农业司，专门分管农林牧副渔生产。
范景文以左侍郎的职位，主持农业司的工作，此是后话。
再说刘鸣谦和钱陞，被张蔷请来参会，主要是让他们在朝廷制定的海捕管理方案中，以商人的身份，提供意见，保证能让参与进来的商人，有利可图，只有利益，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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