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乎，那所谓东林君子们精心编织出来的关于刘孔昭杀害叔父以夺取爵位之事的流言蜚语，竟如野火燎原一般迅速传播开来。而在这明末清初之际，有一位名叫计六奇的史学家，此人着有两部书，分别名为《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令人诧异的是，在他的着作之中，竟然也对这桩子虚乌有的事件有所记载。
然而，此事究竟有多么荒诞不经，想必已无需多言。要知道，在那个礼教至上、纲常为重的大明王朝，如果刘孔昭当真胆敢犯下如此忤逆人伦之举，恐怕还未等天子动手惩处，别说是东林一党，即便是素来声名狼藉的阉党之人，也断不会轻易放过他。
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刘孔昭正式承袭爵位，成为第六代诚意伯之前的数年光阴里，他根本未曾踏入过政治核心圈子半步，仅仅从事着一项明代多数勋贵大臣皆会承担的差事——代替皇帝前往陵园祭祀先祖。身处这般远离权力纷争与政治漩涡的境地，即便刘孔昭有心效仿宋太宗赵光义，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高位，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第二件事情则是针对东林党国子监祭酒倪元璐展开的一系列打压行动，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所谓的“妾冒妻封”事件，最终导致倪元璐被剥夺官职，黯然归家。
说起这倪元璐，那可是名臣袁可立和孙承宗的得意门生。想当年在天启年间，由于与袁、孙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不幸遭到了阉党的无情打压，可谓是历经磨难。然而，命运总是充满变数。待到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后，倪元璐终于迎来了转机。他凭借着自身卓越的才华以及颇高的声望，逐渐崭露头角。崇祯帝对这位才子也是青睐有加，十分看重，正因如此，倪元璐的仕途一帆风顺，官运亨通。
按照东林党那些自诩为君子之人的说法，崇祯帝有意让倪元璐进入内阁担当重任。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顿时令时任首辅的温体仁惶恐不安起来。毕竟，无论是从才华还是名望方面来比较，倪元璐都远远超过了温体仁。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温体仁深知一旦倪元璐成功入阁，自己的地位必将受到严重威胁。于是乎，为了阻止倪元璐踏入内阁之门，温体仁绞尽脑汁想出了一条毒计。
他暗中许诺给予刘孔昭提督京营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唆使刘孔昭上疏弹劾倪元璐。刘孔昭得到好处后自然是言听计从，随即向朝廷呈上了一份奏折，诬陷倪元璐犯下了“妾冒妻封”之罪。据这份奏疏所言，倪元璐的正妻陈氏明明还健在人世，但他却让妾室王氏享受到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诰封待遇，这种行为无疑是公然违背国家礼法，实乃大不敬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就因为这么一件莫须有的罪名，倪元璐竟然就这样被剥夺了官职，被迫闲居在家。
按照东林君子们所宣称的观点来看，在此之前，倪元璐已然和其原配夫人陈氏解除了婚姻关系，而他新迎娶的王氏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正室妻子。那么，又何来小妾之说呢？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可是，倘若我们依照东林君子们平日里抨击他人的方式来推断，如果仅仅因为倪元璐与正妻离异这件事，就能够给他安上个“陈世美”这般不堪的声名，那对他的弹劾都算是从轻发落了。显而易见，这一点充分体现出了东林党一贯以来的行事风格——对待别人严苛至极，而对于自身却是宽容放纵、毫无约束。
第三项罪名则是发生在刘孔昭担任操江提督期间。
众所周知，按照东林君子们的观点来看，自明代中后期起，“以文制武”已然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便是在提督操江这样重要的职位上也毫不例外。通常情况下，会由功勋卓着的臣子来统领兵营，而御史和文官们则从旁协助管理，说白了也就是对这些勋臣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
然而，刘孔昭由于始终有文官在侧掣肘，导致他难以实现各方力量的统一协调。令文官们意想不到的是，最终他居然成功地将操江御史驱逐出位。
如果单纯从制度层面去考量，或许这一行为的确有不妥之处。但只要我们稍稍思考一下明末那些文官们的品行与操守，便不难理解为何笔者会选择站在刘孔昭这边了。
至于第四项罪名，则是关于他排挤史可法、簇拥马士英以及阮大铖一事。
关于这点，咱们在前文中其实已经有所提及。说到底，这仍旧属于东林复社那帮所谓“君子”们内部的权力争斗罢了。刘孔昭顶多只能算是这场朝堂之争中的一个参与者而已。若有人因此就指责他是奸臣，那说出这种话的人简直就是厚颜无耻至极！要知道，此时此刻，这帮口诛笔伐之人早已剃光了头发，心甘情愿地跑去做了清朝的官员啦！
实际上，在弘光朝时期，党争之激烈堪称严重至极。然而，将这一切归咎于刘孔昭一人显然有失偏颇，东林复社、勋贵群体以及马士英和阮大铖等各方势力皆难辞其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林复社对于弘光朝的急速败亡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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