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窖速成法
新窖建成后，一般需要数排发酵才可能成为较成熟的老窖，而前几排次产酒香味均差，优级酒产率较低。据古井酒厂介绍，新窖建成后，可立即填满新鲜的扔（丢）糟，并灌入温水。养窖一个月后，取出酒糟，即可投产使用。这种养窖方法，可使新窖加速老熟，第一排即可产出较好的优级酒。
许多名、优酒厂的实践证明：用窖泥培养液（母液、种子液）发酵香泥，产香效果比用已酸发酵的香泥好，更比用已酸菌培养液灌窖方法好。用已酸菌培养液灌窖法，很难生产出优质浓香型白酒。
孙太按以上方法，严格遵守每道工序的程序，进行施工，经几个月的努力，九教中医建成。
酒之原料，约分两类：一为糖蜜类，一为淀粉类。糖蜜类含于含糖果实、蜂蜜与含糖植物汁液中；淀粉类则主要包括谷物与薯类。此外，兽乳亦可酿酒。
从发酵原理而言，酒之酿造可分两类：一为单发酵酒类，属天然酵母发酵。含糖果实、蜂蜜、兽乳及某些植物汁液等原料，含有天然酵母菌，可使糖直接发酵成酒，无需人为干预。若实施人为干预，则是为使单发酵酒更臻完美；另一为复式发酵酒类，主要以谷物为原料。此类原料须先水解为糖，然后才能发酵成酒。欲完成复式发酵，必须使用酒母，即俗称之酒曲。
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酿酒主要以谷物为原料。糖蜜、兽乳及植物汁液等可用于单发酵之原料，在中原地区并不充足。因此，我国酿酒之起源，应自谷物原料之使用开始。
有关我国古代最早使用谷物酿酒之情况，早期文献已有记载。《尚书·说命下》云：“若作酒醴，尔惟麴糵。”麴，即现代所称之酒曲；糵，指谷芽，或指用谷芽培养而成之酵母。可见周人所言之酿酒，均指以谷物酿造。甲骨卜辞中常见“酒黍”并称，酒与谷物关系密切。如《合集》便有“酒黍登辛亥”“辛酉酒黍登”之卜辞。《初学记·酒》引《春秋纬》云：“凡黍为酒，阳据阴乃动，故以麦酿黍为酒。”《世本》卷1曾载：“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清人郝懿行考释曰：“仪狄盖以稻为酒，至杜康始以秫为，即今之黄酒。案：稻之黏者亦名秫。”尽管上引史料晚于我国谷物酿酒之起始年代，但仍可反映出一种既定而源远流长之酿酒体系。
以酿酒原料区分不同之酿酒类型，非现代人之专利，我国古代已有科学之见解。《法苑珠林》云：“酒有二种：谷酒、木酒。谷酒者以诸五谷杂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茎叶果，用种种子果草杂作酒者是。”《蠡海集·事义类》指出：“酒因米曲相反而成，……惟椰浆及树汁，独不须酝酿，是自然之性也。”可见古人深知谷物酿酒与其他原料之单发酵酿酒，有着本质之区别。
我国史前时代自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生产转化以来，谷物种植持续发展，谷物成为先民最主要之食物。唯有种植之谷物出现剩余（此剩余指满足生存必须数量以外之剩余量），人们方有条件酿酒。由于不同地区农业进程有先后快慢之分，故应是农业最发达之地区首先学会酿酒。然吾人决不能从考古发现之史前时代谷物窑存量来判断酿酒是否产生。如河北武安南磁山发现之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内有储存粟类粮食之灰坑88个，有人推算储存量可达10万斤以上。纵算如此，这些储存之粮食是否足以满足居住于此之全体民众全年之需求，仍是一个未知数。因吾人不知有多少人口需要消耗这些谷物，且远古农业收获一年一季（最多两季），人们必须储存谷物以备全年之需。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之一个窑穴内，遗留有体积达1立方米多之粟。恐怕当时人们亦不会将其全部用于酿酒。据此，欲准确判断我国谷物酿酒之起始年限，必须充分了解当时人口全年消费后之谷物剩余量，然后再作相关结论。此了解实有一定之困难。故吾人不妨从考古发现之酿酒器具上深入探究。唯有确定酿酒器之年代，方能推测酿酒之年代，进而判断当时之谷物在一定范围内已有剩余。
使用含糖果实、蜂蜜、兽乳及含糖植物汁液进行单发酵酿酒，在我国史前时代亦有可能出现，但绝不可能形成规模，更不可能形成一种承传之酿造模式。此因我国史前人口大量聚集之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地区，不出产易于酿酒之含糖果实；农垦之拓展逐渐压缩畜牧业之空间，兽乳产量及使用范围皆甚有限；含糖植物汁液多产自亚热带以南地区，中原地区无从寻觅。故人们在酿酒时，不会首先关注此类原料。后代人谈及单发酵类型所用之酿酒原料时，大多将其归于中原周边部族或南方邻邦之物产。如《史记·大宛列传》云：“宛左右以蒲陶为酒。”蒲陶，即葡萄。《魏书·高昌传》言高昌“多五果”“多葡萄酒”。宋人彭大雅《黑鞑事略》云契丹人制造马乳酒。《梁书·诸夷传》云扶南国“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称诃陵国“俗以椰树花为酒，其树生花，长三尺余，……割之取汁以成酒”，又载林邑“以槟榔汁为酒”。《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三》载海南岛“有木曰严树，取其皮汁，捣后清水浸之酿粳，和之数日成酒”。直至汉唐时代，我国文献仍未指明中原地区曾原产过单发酵酒。应承认，在史前时代，我国内地基本不出产谷物酒以外之酒。汉代酿制之挏马酒，可能受游牧民族马奶酒之启示；唐人酿造之葡萄酒，乃自西域引进物种及酿酒技术。纵然如此，汉唐时代此种单发酵酿制之酒产量甚少，在酿酒业中从不构成相应规模。至于唐代人所造之荔枝酒、宋人所造之梨酒，皆不过偶然发现，乃由天然酵变所致，人们由此而悟出酿酒原理。宋人酿制之蜜酒，确为一种发明，但对于史前而言，恐年代太远，无法比较佐证。探讨我国酿酒起源问题，决不能沿单发酵类型所用原料之线索向史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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