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胜利来得快，去得更快。
张煌言的三千水军能够拿下这么多城池，得益于郑成功的主力部队在南京城外牵制住了清军主力。但郑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打下南京如囊中探物，因此迟迟不发兵攻城，一次次延误战机。
等到清军援兵赶到，郑成功却打不过了，不得已仓促退兵。留下张煌言孤悬长江中游，没有进路，也没有退路。
此时清军重占长江，上下游音信断绝。张煌言请一僧人密藏书信，经小路急送郑成功大营，信中苦劝郑成功千万别撤退，天下事尚可图。信还未送到，郑成功已将沿岸数百里舟师以及驻军撤了，全军逃返福建。
深感绝望的张煌言在清军夹击下，退入崇山峻岭间打游击。
经过残酷的搏斗，他的军队牺牲的牺牲，溃散的溃散，最终仅剩一个随从携印陪着他突围，在善良民众的掩护下，一路往东，徒步两千余里，退回了海上。
这次失败之后，张煌言再难发起有力的进攻。他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过，先于张煌言被抓的，是他的至亲。
得知张煌言生还浙东的消息后，两江总督郎廷佐忍无可忍，派兵抄没了他在宁波的老家，拘禁了他的妻子董氏和唯一的儿子张万祺，企图用人质逼迫张煌言投降。
张煌言不为所动。十几年的抗清生涯，早练就了他的“铁石心肠”：至亲可以怀念，但不可以成为谈判的条件。
他的妻子董氏，知道自己嫁给一个英雄，知道聚少离多，但没想到会聚得这么少。他们共同的儿子出生后，张煌言就离家抗清去了。直到三年后，他终于满身风尘出现在家门口。来不及诉说思念，丈夫就说他是来辞别的，钱塘江防线已破，他要随鲁王到海上征战了。
为了缓解妻子的不安，张煌言和董氏打了个赌：投掷骰子，让老天决定他是走是留。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张煌言的愧疚，是天意要他走的，不是他自己想走的。
那天之后，他终生再未与妻儿见面。
1652年，他的父亲张圭章去世。
张煌言幼年丧母，少年时代随父亲出外，他的人生观基本是父亲影响和塑造出来的。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悲痛万分，但是，仍然没有回家奔丧。
张煌言被捕前两年，隐居在舟山附近一座荒岛上。一个部将要他纳妾，并把战死的将领陈木叔的女儿献给他，张煌言严词拒绝：
“小姑娘是忠臣之后，怎么可以遭受如此对待？何况我的妻子为我身陷大牢，怎么可以如此对待她？”
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做的就是独自面对漫漫长夜，以此弥补对妻子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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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进入江南。图源：影视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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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官员在与张煌言交战的近20年间，无数次对他进行诱降或劝降。但不难理解，一个抛妻弃子在所不惜的硬汉，又怎会对敌人许诺的荣华富贵动心呢？他对各种劝降信，都不屑一顾，回信也总说自己是“明室孤臣，有死无贰”。
事实上，1644年清军入关时，25岁的张煌言仅是一个举人，而非明朝的官员。
明亡之后，一些士人精英选择了投奔新主，一些选择了抗争，一些选择了隐居。每个人都经受了生死的道德拷问，而张煌言则成了最有道德洁癖的那个人。他一定要选择抗清，不抗争就毋宁死。
到底是什么塑造了他如此孤高的道德感呢？
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在历史上找到了他的精神原型，一个他希望对标的灵魂偶像——文天祥。他后来的临难诗中，有这么两句：
“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谢枋得（号叠山）当年未在元灭宋之日即死，尽管他在元朝建立之后不应征召绝食而死，张煌言也要拿他与文天祥（号文山）互较高下，叹其死得迟了。那些投降的，如留梦炎之流，更要被他骂祖宗十八代了。
一个清廷官员给他写信劝降，张煌言毫不客气地回信：“不孝未便以文文山自况，执事正不必以留梦炎辈自居耳！”意思是，我自己不方便说我想做文天祥，但你也不用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想做留梦炎吧？一句话，怼得这名劝降者羞愧不已。
南明先后存在好几个政权，但每个政权都藏污纳垢，内部争正统、争权力的劲头，比打清军大多了。各种互相出卖，内讧诋毁，投降变节，几乎每天都在轮番上演，底线越来越低。
张煌言与那些醉心利禄、腐败透顶的南明官吏有天壤之别，他纯粹得几乎完美，眼里只有忠义，没有其他。
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完美的道德主义者，如果没有对于偶像的死心模仿，没有对于抗清的高度紧张，他一定会对他卖命的小朝廷感到崩溃的。
所以，张煌言的后半生，都在自我暗示中度过。
他在给友人、给敌人、给自己的话语或诗歌中，无处不在强化一个感觉——我是文天祥。哪怕在最郁闷的日子里，他也会通过一次次的战斗，来转移他焦灼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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