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化肥开始普及是从“四三方案”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后粮食才有了增长的基础，但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里，农田的肥力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土肥。
土肥是啥大家心里都清楚，前文提及的捡大粪主体大多为农民。
就四九城来说，可以捡大粪的范围局限在城外的道路及乡村，不包括城里及城厢，因为城市人口密集的地方是被人为划分为粪道的。
粪道比较抽象，有点类似于势力范围或者片区。
疏通好关系，只要缴纳多少钱，这个片区就只能由某个人来负责清理人类的排泄物。
在晚清的时候，这项人体排泄物清理工程做的最大的一个人叫于德顺，老四九城人称其为“粪霸”。
到了民国时期，于德顺摇身一变，成了“北平粪夫工会”的理事长，依旧坐稳了四九城人体排泄清理工程的头把交椅。
解放前别说下水道，就连公厕都是有限的，绝大部分居民靠家里的“马桶”来排泄，这个马桶其实就是个木桶，得定期清理。
那时候没有“物业费”的说法，但于德顺这人有很多旁门左道的阴招。
普通百姓不给小费就不让掏粪工上门清理，任凭其臭着，受不了给小费后才会有人打理；
甚至会在堂而皇之的跟红白喜事的主家要钱，不给就将粪水泼人家大门口；
对于一些商户，他也没饶了，让人推着粪车堵门口，不给钱不走。
由于上面有人罩着，加上于德顺养了一帮打手，百姓是敢怒不敢言。
除了欺压城内的百姓，他也没放过城外的农民。
农民想要收成好，就得有肥，但自家产的有限，只能从粪霸手里购买。
良心不多的粪霸会掺点土进去，于德顺就狠了，属于没了良心的那种，往里面掺土可不行，增重太少，得往里面掺煤灰、沙子！
为了利益最大化，于德顺“一鱼三吃”，除了以上，还会让手下的掏粪工交孝敬。
本来赚的就不多，而且全年无休，这下更是闹的天怒人怨，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给自己留。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解放，高层考察四九城的市容市貌后，下达了整改基层公共厕所建设、清洁城市环境、整顿社会治安等多项举措。
于德顺为了稳固自己的“核心利益”，准备施展老一套的时候，被群众给控诉，顺理成章的进去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老小子有房子100多所，良田1550亩，商铺2处。
最后在公审后，吃了花生米，大快人心！
此后，政府将粪场从城内迁到了城外，在各个胡同周围都建了厕所。
虽然环境有了改善，但掏粪工一职没有被取消，而是将那些劳苦的掏粪工收编进了各区的清理队。
刚开始的时候，掏粪工依旧是沿用了老办法，推着粪车子，背着粪桶，挨个胡同收拾公厕。
在1958年的时候，将粪车子改为了卡车，大大减轻了掏粪工的劳动强度。
作为四九城的老居民来讲，虽然备受粪霸的欺压，但大多数都瞧不上掏粪工，往往对其称呼一句“臭掏粪的”。
虽然解放后这种情况大有好转，但彻底转变还是在59年的10月份。
26号开的群英会，“我们都是勤务员”就是在这个会上说的。
29号登上了二流报纸，“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传遍了千家万户，掏粪工的形象一下子就转变了过来。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不断地有各行各业的人前来拜师学艺，不过最终能有多少人坚持在这一行就不好说了。
对于这位山东老乡，唐植桐虽然没说过话，但打过很多次照面，因为他本身就在崇文清理队工作，负责花市大街西口那片公厕的清理工作。
正是有这么一群可爱的人，四九城的环境卫生才跨上了一个台阶，对于他们的付出，唐植桐非常尊重的，每次打照面，都会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从来没有掩面嫌弃的时候。
登报的次日，也就是1959年10月30日，正好是星期五，有线系593班集体去煤场适应场地的第一天。
这次学院里没有派车，由学生成群结队步行前往煤场。
唐植桐虽然没有准备参与，但事前跟颜雄飞做过保证，还是跟着前往看了一眼，各个环节该叮嘱的叮嘱，该勉励的勉励。
鼓励完同班同学后，唐植桐才骑上自行车离去。
不过唐植桐没有回家，而是去了花市大街那片的煤场。
由于煤炭平常的供应秉承“分区划片，送煤上门”原则，尚未限购、限售，唐植桐打算趁这次机会多买一些放家里慢慢用。
唐植桐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断供，但等下次供应再这么充足，估计得猴年马月了。
这次活动是全市范围内同时开展的，其他院校的学生也会在今天入场熟悉工作流程，再加上买煤的居民，现场闹闹腾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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