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道：“或许是吧……当日我也曾和他激辩，他说他给和珅送礼，只是为了让和珅放松警惕，不再为难自己。老夫便质问他，若是做官都要似你这番反复捉摸，那这官你不做了，辞官回乡最好！也省得在和珅面前，受这许多气。可他却说……却说这《续资治通鉴》，他已致力其中二十年之久，宋辽金元史事原本芜杂繁多，他督抚任上又有俗务，却是如何编修至此？便是因督抚一任，有万两以上的养廉银，他自己将不急之务裁抑一些，便有了银子，遍请名士参与其中。若是没了这笔进项，他又哪有财力编定这二百余卷的巨着去？还说……俯仰平生任侠名，峥嵘身世剑孤横。渊深峻岳空今古，二十年前心已平……老夫想来，他也是万不得已，才不得不如此吧……或许，这天下为官士人，风气败坏至此，或许老夫也有过错。”
钱大昕当日与毕沅激辩之事，他虽说了这些给阮元听，却没有告诉他，那日毕沅以续修通鉴之事相辩，后面还有几句话：
“辛楣，你我都清楚，司马温公《通鉴》修成之后，整整七百年，再无上等的《通鉴》续作了！宋辽金元四史，原本繁杂不易修订取舍，若是拿不出二十年心血，寻得一批精于史事的士人详加修订，这书是修不出的！辛楣，我知你治史一生，一个最大心愿便是重修《元史》，可你一个人辛苦修了这大半辈子，到了现在，也只完成了一半。我若没有这许多人力财力可用，又怎么修出这部《续资治通鉴》来？若是这书最后得以修成，使治史的士人免了终日研读四史之苦，这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吗？辛楣，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吧？”
钱大昕一生治史，一向有两个心愿，一是重修《元史》，二是续修《资治通鉴》。可他学问繁杂，用于修史上的时间其实有限，终其一生，《元史》一事也只完成了一些补充的表志和部分列传，这个心愿终是未能达成。直到民国时学者柯劭忞修订《新元史》，有清二百余年学人续修之愿，方才圆满。可时过境迁，随着近代史学的发展，初始史料的价值开始得到加倍重视，旧有那部被清代学者看不起的《元史》，反倒成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史料，重修元史一事，反倒显得不再重要了。
但不管日后发展如何，至少这个时候，钱大昕一直以《元史》未成为憾。反倒是自己时常不满，逢迎于和珅的毕沅，完成了自己另一个心愿。而且毕沅续修的《续资治通鉴》，他已然全部看过，这书于史料裁剪取舍之间，颇为精当，语言也算精炼，不失为一部优秀的通鉴续作。想到这里，他也不忍心再批评毕沅，只是叹了叹气，便即离去。想来自己与武亿不同，是个心有拘执之人，面对少年时立下的这番志愿，自己竟是有些抬不起头来。
想到这里，也只好和阮元说：“伯元，秋帆那个人，你在学术上与他多加探讨，必有进益。至于其他，就不要效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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