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元春，不想如今这个时候，竟需要你来安慰我啊。”阮元也不禁笑道：“老师这番贬官，又算得了什么呢？老师今年四十七岁，你想想东坡先生四十七岁的时候，在哪里啊？困居黄州，所能为者，也就只剩下煮食猪肉了。我如今还能在文颖馆修书，又有何不知足呢？更何况，天下之间，需要做的事太多了，督抚封疆是做事，修书治学也是做事，老师无论放外任还是做京官，总是有事可做，又谈何消沉呢？”
“哈哈，老师心境，也比学生所想更加豁达啊？”金正喜不禁笑道：“只是学生再过些时日，也该回朝鲜了，此次与老师一别，也不知日后是否还能相见。老师学问政事，学生只这般听老师相言，却也是意犹未尽，老师可有治学为政之书，能赐学生一部？学生回朝鲜后，定当细心研读，定然不忘老师今日相教之恩。”
“治学为政之书？哈哈，我本也想着，若是平日文章积存多了，便自编文集一部，可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做啊？”阮元也对金正喜笑道：“不过，我扬州的表弟仲嘉，平日对我在杭州所办之事，记录甚详，他将这些事编为一书，名为《瀛舟笔谈》，现在还没刻，但他给我抄了一份过来，这抄本你便拿去吧。我若是需要这书，却也不难，向仲嘉再抄一份就是了，可你远在海东，这样的机会，却是难得了啊？”一边说着，一边也从书架上寻了一匣手抄书过来，将这书送给了金正喜。
“学生谢老师赐书之恩！”金正喜当即对阮元拜道。
“切莫如此，这书不过仲嘉随笔之文，却是不能同那上古先贤之道相比的，你又何必行此大礼呢。”阮元对金正喜道：“我治浙之事，你愿意看看，也好，但千万记住，其中之事，可学而不可仿。为政之事，时有不同，地有不同，人有不同，有此三不同，具体为政之法，便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若是一味剿袭前言，不顾这时地人三者之别，则同样的为政之法，再行一次，定然弊大于利。还有，即便你日后在朝鲜，若是有事需要问我，也自可托使节送来京城。如今衍圣公府在这里，无论我在京亦或外任，你都可以让使者把信送到这里来，我自然能收到，若是日后需要什么刻本，也只管告诉我，我能找到的，就帮你带过来，如何？”
“学生多谢老师照顾了。”金正喜再次对阮元谢道。
不久之后，金正喜便即告别阮元，回归朝鲜去了。而为了纪念阮元对他的指点帮助，后来金正喜自取字号之中，便有一号名为“阮堂”。至于碑学，二人之后也多有建树，阮元很快完成了《南北书派论》、《北碑南贴论》两篇书法理论着作，大力宣传碑学，金正喜也对古新罗碑刻有所研究，在朝鲜推动了碑学发展。
这日阮元与孔璐华一道，去了京城东郊送别金正喜归朝。看着朝鲜使臣一行渐渐远去，孔璐华也不觉对阮元调侃道：“夫子，你这个学生……算是你大弟子吧？以前只听你说，现在看到了，才真的相信，夫子学生还真是遍布天下呢。”
“是啊，元春若不是神童，怎么会那般年纪，就随着朝鲜使团来了京城，又见到了我呢？这样想来，我考中进士是二十六岁，元春科举这条路，走得也比我快啊。”阮元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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