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植之，所谓圣道本在孔孟，与濂洛关闽之学何干？若是两宋没有濂洛关闽之言，而是直接承继亭林、梨洲、松崖、东原各位前辈，儒学只会比今日更加昌盛！”江藩素来瞧不起宋学诸家，便当即反驳道：“濂洛关闽，徒言性理之学，可究其根本，这性字与理字，他五人竟是全然不知其本意。最终以儒入释，颠倒儒家先贤原意，终致圣学沦为空言，束书不读者往往大行其是，你所言如此颠倒之圣道，纵使兴盛，又有何益？！”
“一派胡言，濂洛关闽性理之言，乃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却如何到了你口中，竟成了颠倒先贤之意了？”方东树素来景仰宋学前贤，这时听江藩言语处处针对，当即向他斥道。
“植之啊，这件事若是多能研读古籍，辨别源流，你应该看得清楚啊？”方东树却没有想到，这时竟是阮元主动开口，为江藩解释道：“就以这‘性’之一字而言，秦汉古籍言性者甚多，总而言之，当是‘血气心智’四个字。可佛典之中，却另有一物，概括而言，此物成于人未生之初，虚灵圆净，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若为嗜欲所昏，则需静身养心，方可见其本来面目。彼时初译佛典，晋宋姚秦之人不知如何翻译此物，方才借用了古籍中的‘性’字代指此事。如此可见，儒家之性，与佛家之性截然不同，儒家之性，乃是人生后所具，不在人出生之前，自然也不需要再去见什么本来面目。佛家言性，则曰虚灵寂照之语，必静身养心方可求得，进而论之，便是天理人欲之辨。由此可见，程朱宋学言性，其实是将佛家之性错当成了儒家之性，既然如此，那我等汉学之人，将儒家之性回归本源，不是正好彰显了‘性’之一字的本意吗？是以于性字而言，但言节性便可，却并非绝欲啊？”
“宫保所言甚是，这性字之辨，宫保已有定论，而这‘理’字之别，东原先生也早有论述。”江藩也继续向方东树道：“东原先生言理，曰本系腠理、文理之言，本出于事物之别。能分辨事物之别，看清事务本质，方才可谓知理，濂洛关闽之学，却将求理之法颠倒过来，认为天理本在心中，那试问人所听声音，是声音本在心中，人随后听闻方才发觉，还是人心中本无声音，唯系听闻方有所得呢？若是声音、气味一概皆系后天所得，那为何天理偏偏是颠倒的，竟而先存于人心之中啊？”
“哼，戴震一派胡言，肆意贬斥先贤，湮灭圣道，他罪不容诛！在我看来，似戴震这般颠倒是非之人，比起那亡国奸佞，更加可恨十倍！”不想方东树听了江藩转引戴震之语，竟是勃然大怒，当即向江藩骂道：“戴震天性愚蠢，不能观天理之流传，只知道拿着古书照本宣科，所以才会将天理之语，一律视为庸俗，竟与那猪狗之凑理，豺狼之纹理相提并论。这肌肉之有腠理，豺狼虎豹之有纹理，本就是天理之所在，又何需他戴震再来多言？这天理本就与那纹理腠理有高下之别，怎么可以一概而论？你等受戴震愚昧之言，甘视天理为庸下，此人之论，流毒深远啊！”
“一派胡言，你竟敢污蔑东原先生！”阮元幕中之人，大多皆是研习汉学出身，视戴震为前贤，这时听得方东树言语对戴震颇为不敬，已有几个性情急躁之人，当即出言相斥。
“植之，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阮元少年时也曾和戴震有过一面之缘，后来更是在汪中、钱大昕、凌廷堪诸前辈引领之下，集汉学之大成，甚至这时已经有人将阮元、王引之等人视为全新的“扬州学派”，视阮元为新派之首。是以阮元听着方东树言语不逊，也当即反驳他道：“东原先生言理之语，具载于其《孟子字义疏证》之内，凡有议论，无不是引经据典，让人信服。那植之，你的理论依据又在哪里？你所谓天理之理，远在纹理腠理之上，你总要有个依据，大家才会相信你所言为真啊？”
“天理之道，本就是超然人上，人不可见之物，需得格物致知，方能通明天理。戴震不言格物，唯求训诂，非要将这不可见之物与可见之物等而言之，这怎么不是落了下乘？”方东树犹自不服道。
“植之，这不可见之物，虚无缥缈，又怎能如可见之物一般清楚明白呢？我等格物也好，治学也好，总要把可见之物弄明白，才能够言及不可见之物啊？否则你我各执一词，你说你所言是天理，我说我之言是天理，这上天也没办法给我们做个公断，说清楚你我究竟谁才是真正明白天理之人啊？所以我倒是认为，你言及天理也好，人性也好，总要有个依据，大家才看得清楚啊？”阮元听着方东树之语与自己所知截然相反，不觉间竟也和他辩论了起来。
“阮总制，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不想方东树看到阮元不仅没有居中调解二人，反而主动相助江藩，竟是露出了一丝冷笑，转而向阮元道：“我终于明白他江藩一个连举人功名都没有的儒生，究竟是谁给他了这般勇气，竟而非圣无法，诋毁程朱前贤！是你啊，就是你纵容这些纷乱圣道之人，在此猖獗如斯！阮总制，我来你幕中为客，原也是想着你作《儒林传稿》之时，能持汉宋之平，我想着你应当可以包容宋学，使宋学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今看来，你袒汉抑宋，简直心口不一！若是你继续这般纵容汉学之辈诋毁程朱，只怕日后这天下士人，将尽数为你所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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