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这时南海之上的形势，却要比阮元、卢坤等人所想严峻得多。
鸦片走私贸易问题，进入道光中期已然日渐严峻，先前阮元、李鸿宾督粤之时，便已有越来越多的走私商人前来南海贩售鸦片，彼时东印度公司面对鸦片走私，也是表面禁止，实则放任，只要鸦片不进入广州城，便与自己无关。但即便如此，东印度公司作为长年以来与清朝进行商业往来的英国机构，也需要考量长远利益，道光十二年之前，东印度公司倒是确实保留了底线，不让下属商人直接将鸦片带入广州。可是东印度公司退出中国之后，新兴商人则对于其旧制不屑一顾，逐渐地，商人便开始直接带着鸦片进入商馆之内，而鸦片走私数量在道光十二年以后，也再一次出现激增之势，仅仅三年时间，鸦片走私之数便已逼近三万箱。道光十四、五年之间，鸦片问题在中国已经完全显性化。无论官场上敢于直言的言官御史，还是民间许多关心国事的举人生员，对于鸦片问题的忧思，在各人言谈之间已是屡见不鲜。
道光中叶，一般被认为是英国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段。但这个时段英国方面的进步，尚且限于生产模式、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等几个领域，出口的主要产品却依然还是棉布。对于中国商民而言，棉布本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产品，是以英国棉布在中国之内，始终影响有限。（即便如此，根据后世统计，道光十年以后，英国对华贸易也已经可以在棉布领域逐渐盈利。）而英国议会进行大规模改革之后，不少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代表掌握了政治权力，商品倾销的问题，也在英国国内被摆在了台面之上，很多人无视中国客观情况，坚持认为棉布之所以在中国滞销，就是因为中国只对英国开放了广州一个港口。认为只要中国扩大开放规模，英国就可以在中国市场盈利，在利益的驱动下，甚至出现了以武力迫使中国开放港口的言论。而随着中英外交问题的僵化，动用武力的言论，在英国国内也开始甚嚣尘上，渐渐形成了气候。
道光十二年，一艘英国船只突然无视清王朝禁令，从广东一路北上，在江浙闽各省均有停留，尽管该船声称仅需要清朝各省提供水粮，可这艘船在东海滞留数月，却详细勘察了江浙闽各省的沿海海防情况。英国人开始认定，除了广州的虎门炮台，中国东南各省其他海防炮台简直不堪一击，武力强迫中国开关完全具有可行性。但即便如此，这时的英国内阁之中，主流观点依然是对华采取谨慎态度，律劳卑前来中国之前，英国方面也曾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中国产生冲突。但对于律劳卑试图改禀帖为公函一事，英方则听之任之。这种复杂的外交态度，最终导致了冲突再次爆发，而英国方面在外交领域也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道光十四年九月，因外交之事失利，律劳卑在澳门忧郁成疾，竟而病逝。继任的义律暂时遵从通商旧例，方才留在了广州。这件事传回到英国，更是助长了激进派的“武力开关”言论，此后数年，稳健派逐渐失势，激进派开始在舆论上占据上风，中英关系也从此开始，迅速向着最为不利的方向发展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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