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章 新流派开创者
“我想请你在我们杂志上写一篇稿子。”刘义鬯道，“严肃文学类型的。”
《香港文学》不但接续香港文学的命脉，更创造八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学的新的格局。
在《香港文学》创刊号刘以鬯发表的“创刊词”中，强调有几层意思：
1、香港是高度商业化社会，严肃文学受到排斥，我们要有正确的文学价值观念；
2、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它位置特殊，是中西文化中转，海外华文文学中心；
3、《香港文学》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各方公开园地，希望能够产生的作用，创造“深远的影响”。
这三点意味深长：首先要打破香港文学的商业化格局，建立严肃文学的平台；
其次要打破香港文学的政治化格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搞对立，派别林立，而是要“凝结”，成为一个共同体；
再次是香港文学的自我定位，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不过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
刘以鬯能担任主编，一是文坛元老，资历深，成就高，能服众，二是他非左非右，能够团结各方人马。
但这本杂志创得略微有些早了。
徐洛的到来就像是蝴蝶扇动翅膀一样，虽然没有影响到全世界的格局，但有些事情还是影响到其原本的走向。
刘以鬯在创刊号编后记所说：“在此时此地办纯文艺杂志，单靠逆水行舟的胆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西绪福斯的力气。”
之所以有这个说法，大概是因为现在前途未明，却创了这本杂志。
徐洛认真考虑：“好，既然刘叔邀请，我抽时间写一篇稿子。”
刘义鬯邀请他也是深有用意。
50年代的金庸类武侠小说，对当时香港大众来说，是一种有填补、修复功能的读物。
当时的读者也不单对武侠小说情有独钟，对所涉及的中国文化也有深厚感情。
金庸小说里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说是十分多元化，诗词、宗教、武艺、五行、道术、书画，无一不是传递中国文化的重要工具，亦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重要元素。
当时普通民众对港英政府并无好感，同时也无力反抗，因此更加在乎“中国文化的根”，这也是50年代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得以迅速传播的原因。
如果说，金庸是香港流行文学领域的大师，那么在严肃文学领域的大师则是刘以鬯。
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酒徒》就是他写的。
对于这些写严肃文学的人而言，徐洛的那些作品其实可以判到通俗类那一块去。
不过刘义鬯并不去在意这个，他在60年代的时候，为了生活需要，他也不得不撰写大量的流行小说以迎合市场需要，往往一天要写超过十份报纸的连载小说。
而如今的武侠小说在金庸这座难以逾越的大山前，那些武侠小说家开始寻求突变，最明显的就是温瑞安。
他在82年推出的《布衣神相》这本书里，还加上若干还珠小说的奇妙素材，使得书内的神魔虚幻色彩甚浓。
他并不满足，还在寻求更大的突变。
当徐洛带着那些网文架构的小说出现，主角一路狂奔，各种超时代的操作让人目不暇接，读者才恍然猛醒。
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也可以这样看。
在卷的同时，有人认为他不止是开创新类型的小说，还开创出新的流派。
既然《香港文学》相当于一个号召令，各路作家汇聚的新书面。
那当然不能落下徐洛。
“你可别写得再跟那些通俗小说一样。”旁边的李敖接过话，“其实我很想看你能写出什么样的稿子。”
徐洛摇头：“我是学经济学的，在国学方面比不上你，但我信奉一句话。”
“什么话？”李敖问道。
徐洛道：“如果你说跟我挑战，说你放马过来，我不回话，只是疾驰而去，然后马后炮打倒你。”
李敖顿时大喜，“你这句话很对我的胃口，我们不能等最后审判时才收拾所有的小人与敌人，在半道里，我也要随手宰他几个。”
“但我不想被你锁定，因为我听说被你锁定的人都难逃被你告的命运。”徐洛一脸真诚，“写严肃文学不是我的强项，要是我写得不好，还希望你能嘴下留情。”
李敖理直气壮道，“写得不好，我当然要骂。”
“你现在找到女朋友没有？”徐洛岔开话题问他。
李敖与胡因梦离婚之事众说纷纭。
在他们二人相恋时，李敖还有个女友叫刘会云。
刘是个娇小的美女兼才女，她和李敖相识于他官司缠身的人生低谷，是她帮助李敖处理许多官司上的麻烦，又通过自己的人脉，帮李敖重出文坛。
当时李敖还没有和刘会云分手，胡因梦问他要怎么办。
他说我只需要告诉她：“我爱你还是百分之一百，但是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所以你得暂时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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