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张长庚查获上报的血书一案引发了清廷一片哗然。
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得知此事后，当场吓的不能言语，几近失声。
不少官员趁机上书指吴三桂素有不臣之心，请朝廷立即予以严惩。
这帮人多是清流之辈或小官，动动嘴皮以为投机，然主政大臣哪能如他们这般草率。
鳌拜一直认定吴三桂没有反意，一生不过想做一富家翁而矣，且有他在吴三桂根本不敢反，加之吴三桂兵强马壮，而此时大清能动用的兵马大多被夔东的西山贼牵制，八旗子弟又不堪用，因此鳌拜认为这会若与吴三桂翻脸，实是亲者痛、仇者快。
恐怕也正中那些暗中复明的明朝遗民下怀。
这封“血书”谁敢说不是明朝遗民的“反间计”呢？
因此强行压下弹劾吴三桂的奏章，一面令湖广总督张长庚抓捕血书主谋查如龙，将案件调查清楚；一面将血书抄本派人发往昆明。
明里是表明朝廷对吴三桂并无猜忌之心，暗里则是对吴三桂进行敲打。
收到燕京快马送来的血书副本后，正在部署围剿水西安氏和明朝伪国公皮熊部的吴三桂也是大吃一惊，因为他根本不知此事。
也不知道那个查如龙是何人。
当真是祸从天上降。
吴三桂深知清廷对他疑忌日深，然他始终不愿意与清廷决裂，但他也清楚自己同尚可喜、耿继茂“三藩”的存在与清廷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因为三个汉人异姓王占了三省之地，各自拥兵数万不等，对地方已经形成藩镇实质化统治，这是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会允许发生的事。
所以将来清廷与他们三藩之间肯定会有一场削藩的战事。
然而明知将来与清廷必有一战，吴三桂也依旧不愿趁清廷最虚弱的时候起兵。
哪怕西山的明韩王传谕天下正衣冠、复燕京者为天下共主。
甚至将前番鼓动他起兵北伐，并擅自出兵协助明军作战的吴国贵、马宝二将给发到了水西剿贼，又将刘玄初下放任知府，使平西王府中的主战派势力为之衰弱。
百般权衡之下，为了给清廷一个台阶，也为了证明自己并无反意，吴三桂主动上书提出效仿四川裁减云贵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
上报给清廷的裁军方案中，吴三桂拟裁去额兵7200名，其中1800人调贵州广罗、蒙景两镇，另5400名兵丁调云州、马龙两营。
也就是将自己所属的忠勇五营裁掉了三分之一兵力。
鳌拜接吴三桂奏折后觉得此事可以到此为止，便以小皇帝口吻批复同意，同时又授意兵部、吏部，即今日起凡三桂题补各官，一律不准。
从而进一步限制吴三桂的权力。
又提升吴三桂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
为显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
相比尚、耿两家，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这两家，以此向吴三桂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
这些事情俱由塘报发往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处。
王五这边是有资格看塘报的，因为他是汉军正白旗都统。
看过塘报对鳌拜的处理办法也不禁叫绝。
玛法就是为人粗了些，理政和带兵打仗却不是吹的，真有两把刷子。
要不然皇太极、福临也不会对玛法如此信重。
巴布尔快到了，王五却不打算迎接，因为他箭伤未愈。
只将此事交由金冠三、李文负责。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浮尘子陪同张煌言的“特使”罗子木打山里回来了。
带来的消息不是很乐观。
由于明军在竹山城遭到清廷新任陕西提督陈福的重创，使得原先两次胜仗鼓起来的士气为之一泄，不仅降兵大量潜逃，明军自身也再次出现潜逃者。
数量还不少。
对此，三位老帅采取了当初王五的做法，即愿留者死战到底，不愿留者任他离去。
虽说此举让明军由七千余人降到五千余，凝聚力相比之前再次提高。
鉴于短期内无法与清军再战，三位老帅商议后决定收缩防线，放弃对竹山、房县一带的“恢复”意图，转而继续经营茅麓山及巫山几处据点。
如此做法，一是因为经竹山一战，明军内部的强硬主战派意识到敌我实力悬殊过大，一两场胜利无法改变大局。
二是王五通过浮尘子传回清廷新委任康亲王杰书接替穆里玛领军督剿根据地，所以摆在根据地军民面前最头等的大事是如何打破这次清军的大举围剿，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去撞清军的重镇坚城。
王五在主寨对诸将的游说道理也起到了一定效果。
或者说，根据地那边也开始隐忍起来，以待清廷与吴三桂闹翻。
不过根据地的隐忍是继续坚持抗清，而不是王五这般直接剃发降清。
目的一样，路线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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