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么说，这是从两个方面讲的。
第一是贾诩的所谋略之奇之准，颇有些算无遗策的感觉，其所谋影响之巨，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
第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上的权术家，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重在治国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长于领兵作战。
贾诩更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却往往收到运筹帷幄的效果。
贾诩给人的感觉是，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江山变『色』，他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
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能使他的谋略得以施展。
东汉末年，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又要面对风雨飘摇的『乱』世。
在这个『乱』世里面，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军阀混战、外族劫掠、强盗横行、天灾不断，在这样一个风云变『色』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
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锐突出。
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是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第一义，因为没有精神束缚，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
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
贾诩是历史的一颗明星，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在不自觉中摧毁了一个满目创痍的王朝体制。
旧的体制不摧毁，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
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
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
他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权谋游戏者。
贾诩，身怀奇谋，胆识过人，阅历繁复，志节深沉。
他的品质里也许有着种种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但就客观效果而论，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他难辞其咎。
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
此事见仁见智，我觉得若撇开道德威望，先注重影响世事的深度，则贾诩与二荀并列，并无不当。
虽然贾诩常以汉室忠臣自诩，也确曾有功于皇上，但他显然更热衷于放纵自己天赋的谋士才华，而较少计较千秋功名。
在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混战中，在汉献帝由长安到洛阳的奔命过程中，在东西二京的喋血杀伐中，我们都能看到贾诩的智慧。
董卓死后，司徒王允专权。
王司徒只是一个碌碌之辈，而且不知体恤，滥开杀戒之弊，他刚刚上台就杀掉了当时的文豪蔡邕。
但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毕竟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董卓手下部将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恶既除，协从不问的态度，则这两个手上握有兵权的家伙便会归化朝廷，如此，因讨伐董卓而起的关东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权且罢兵。
中国历史在步入这一章时，虽然会略嫌平淡，但于国于民，实属大幸。
刚愎无用的司徒王允，对李傕、郭汜下达了追杀令。只有3000飞熊军的李傕、郭汜等本来也想认命了，他们决定解散部队，自己再分头向大西北逃亡。
如果这样的话则王允虽然极为不明智，却毕竟没有种下恶果，东汉政权暂时还能迁延些时日。
贾诩恰恰在此时脱影而出发表了一下宏论，李傕、郭汜对贾诩素来敬重，便洗耳恭听。
诩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迟也。”
当年陈胜、吴广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与贾诩此时的想法相同。
区别是，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李傕、郭汜，他们都属当事者，而贾诩则完全是局外人，换言之，这一番建议，虽然可以救李傕、郭汜『性』命于一时，对贾诩则没有丝毫好处。
不然，当李、郭二人成功后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他也就不会坚决推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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