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如果茶树真的有产出后，其利润并不比丝织品低多少，但资本是盲目的，大众是短视的。
好在当地的官府在事情闹的更大之前，及时地介入了此事。
宁中知县陈梦球亲自出面，严令这些商人代表不可再骚扰本县茶农。
但老是这样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行政成本很高,往往事倍功半。
最后在郑克臧的主导下，成立了丝织局专门管控丝织品的出口。
按照规定，只要是从东宁出口的丝织品全部需要通过丝织局，否则便被视为走私品。
而丝织局根据市场行情会随时调整限制出口丝绸的数量，丝绸既然贵，量就不能太大，作为奢侈品可以，但如果大量释放出去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在丝织局的宏观调控之下，即使种植再多的桑树，但能出口赚取暴利的丝绸数量是有限制的，超出的部分只能转为内销。
这一调控很快反应在经济上，因为出口的丝绸数量始终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生丝的价格始终没能涨上去，反而因为大量地跟风改种而有所下降。
郑克臧让官府出面大量采购这些降价的生丝作为储备。
各家纺织商人也将注意力从扩大桑树种植转到如何为自己家争取到更多的出口份额。
丝织局出口份额的划分也很简单，就是看各家的质量和工艺，谁家的工艺和质量最好，能卖高价，谁占的出口份额就多。
通过这种手段，郑克臧暂时地将这些纺织商人们引到了良性竞争的道路上。
但郑克臧很清楚这种方式只是权宜之计，随着产能的继续扩大，这种管控出口的政策迟早会引起商人们的反弹。
好在他从去年开始便开始大力推广棉花种植，有意识地扩大丝织原料的种类。
而且与桑树不同，棉花一般都种在盐碱地而不是水田，不会与粮田产生冲突。
如今在东宁推广的棉花并非是中国本土的短绒棉，而是从南洋引入原产于美洲的长绒棉。
目前已种植了近十万亩,其中六成是官营,剩下还有四成是民间自发种植的。
按照郑克臧的构想,随着棉花产量提高，势必会分散纺织的剩余产能。
说到底丝绸是奢侈品，市场受众有限，才会有极高的利润。
而棉布才是真正的日常商品，拥有广阔的市场，也是高效率的东宁机最应该生产的产品。
按照他的估计，限制丝绸出口加上扩大棉花种植，双管齐下，会让大部分纺织工坊转型为生产棉制品为主，丝绸制品为辅的生产状态。
纺织行业将会进一步精细分化，避免丝绸工坊一家独大，毕竟仅凭丝绸是养不了那么多工人的。
和南洋棉花一起引入的还有南洋的烟草。
随着引入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粮田早已不是移民们开垦的第一选择。
户部不得不进行种粮补贴来吸引农民们主动种粮，保持粮田数量处在安全线之上。
但另一方面，这些作物的引进也极大增强了民众们的开荒热情。
不少移民主动开始分家、分户，将兄弟或者儿子们分出去开垦荒地，种植经济作物。
不少人在这被称为大开垦运动的过程中赚到了第一桶金，一些人开始买卖或者雇佣番奴来扩大种植面积,逐渐形成了少数初具规模的私人种植园。
明郑这边搞经济搞得有滋有味，伪清这边就没这么顺利了。
今年开年之初，明郑水师袭击了浙江海岸，迁移了上千移民。
这让浙江巡抚赵士麟加入到吴兴祚和姚启圣的队伍。
粤、闽、浙三省沿海全部戒备森严，暂停一切生产活动，沿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迁界令在粤、闽两个前线地区一直很严，但在其他一些省份则慢慢开始松懈。
尤其是如山东、天津、辽东等北方地区，从未被明郑袭击过，久而久之迁界执行的自然没那么严格。
而浙江则介于粤闽与北方诸地之间，说严没有广东和福建严，但要说松也比不上北方地区。
去年索额图曾在朝廷要求加强粤、闽、浙三地迁界一事传回浙江闹得沸沸扬扬，物议汹汹。
但好在最后浙江并未在施行名单中，让浙江的官员和百姓们松了口气。
确定朝廷无加强迁界之意，许多原本已暗暗在沿海重新开始的生产活动如晒盐等，在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继续开展。
许多人入股参与其中，为此不惜借取高利贷也就是俗称的印子钱。
结果明郑年初的沿海袭击让这些人赔惨了，在官府严令下沿海的生产活动被全部暂停，海岸处处戒严。
那些放印子钱的人见放出去的钱要收不回来了，立马采取了激进的行动。
若问杭州城里放印子钱最多的是哪里，毫无疑问是那些驻防杭州的旗兵老爷们。
他们在西湖边圈地驱赶汉民，修筑兵营驻扎了数千兵卒。
清代前期旗人生计无忧，生活还算宽裕，手中颇有余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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