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已经华灯初上，街头巷尾渐渐出现了吃过晚饭、推着自家小货车出门练摊的老少爷们，大家都忙着去赶夜市，地点就在解放路东段，是街道临时开辟的一处经营场所，走路不到十分钟，很便捷。
文化大院也有不少夜市参与者，起初观望氛围较浓，实际动手的人很少。文化人么，都讲究个面子，练摊这种行当似乎不入流，太跌份，还是少碰为好，但是亲眼看到某些人摆夜市赚了钱，于是又纷纷砰然心动。
薛永军便是某些人之一，他白天吊嗓子练功，傍晚陪着自己的母亲练摊，卖炒货，什么瓜子、花生、松子等等很多品种，整口大锅架在自制的炉子上现炒现卖，老远就能闻到喷香的味道。
薛母是个农村『妇』女，没有正式工作，但人很勤快，待在家中根本闲不住。恰逢搞活经济，夜市如火如荼，她便成了文化大院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薛父数次规劝，怎奈根本没用，再加上剧团的演出也日渐萧条，眼下现代影视剧和港片流行，谁还没事跑剧院听戏？于是渐渐也没了话语权，随她去了。
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基本上大院里闲着在家没事儿干的老头老太太，包括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家庭主『妇』们都齐齐上阵，场面那叫一个热闹，其实一过下午五点钟，街头就能看见陆续出摊的街坊。
大家笑着互相打招呼，纷纷询问昨天的生意可好？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喜庆。
别小看这方寸间的炒货摊，一晚上少说也能有两三百块钱的流水，九零年代普通职工的月工资才多少？就说平均线吧，也不过四五百块钱，如此对比可就吓人了。
眼下赵歌和薛永军俩人正蹲在小摊一侧的水泥台子上，端着啤酒，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实际上是赵歌时不时的蹦出两句，而薛永军除了傻呵呵的笑几声外根本就没话。
赵歌这几天一到傍晚就跑到炒货摊闲坐一会儿，一是躲避祸事闷的无聊，二是观察这新兴的、人流如织的夜市，看看有什么行当来钱。
虽然不太愿意练摊，但看了几天薛永军家的生意后赵歌也不禁暗暗咂舌，还有旁边的皮鞋摊，生意更火爆，这才上摊不过半个小时，一下子就卖出去了六双鞋，小老板手里攥着一叠大团结，乐不可支，吆喝的声音也随之高涨，震的人耳根子发麻。
赵歌是个擅于学习的人，也很懂得总结和反省，他意识到前一段的想法有些好高骛远，也为此付出了不大不小的代价，接连做了两笔买卖都无疾而终，所以潜下心来到夜市看看。
第一个买卖是倒腾国库券和全国粮票。所谓国库券，亦即指的是国债，那年头的人觉悟高，不少人都相应号召买国债，目的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能不能向组织靠拢，态度决定一切，至于利息不利息的，都放在后面考虑，而不是像现在购买国债首要目的是为了保值增值。
所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国债，多少不论，那是一种态度。但谁家没有个事儿呢？遇到缺钱的时候，心思活泛的人便把没到期的国债拿出来折价换钱，当时没有专业的金融交易机构，黄牛便成了国债转手的主要渠道。
至于粮票，现在的人只能看照片了，或者还有些注重保存老物件的家庭，指不定还能留上几张，总之是个特定时期的产物，早已随着历史长河滚滚东去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购买粮食和副食品，必须得有粮票，光有钱不好使，粮票起到定量供应和调节的作用，没办法，当时的物资相对匮乏、紧张，不计划，就无法实现有序分配。因为粮票的稀缺『性』，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当钱使，钱却绝无可能当粮票用，全国粮票尤为强悍。
赵歌就把脑筋动在了国债的买卖差价和全国粮票的稀缺『性』上，应该说是非常有眼光的，但倒腾这玩意儿是有风险的，一要有实力，二要胆子够大，尤其在那个时候弄不好逮住就给定个投机倒把罪。
他让谢三找了两个可靠的人在银行门口低价收购别人手中的国债，然后再高价倒手给黄牛，或者挑出快到期的国债直接在银行兑换现金，这是一个极为来钱的买卖，最早还是狱友告诉赵歌的。
折腾了几天，倒是收上来一些国债，还有不少粮票，谢三的朋友给介绍了一个黄牛，说好了价格第二天去找人家，但交割数钱的时候出了问题，碰见了游走盯梢的便衣。
当时交易的双方都反应神速，纷纷撒腿就跑，谢三和两个小弟拼命狂奔，都不带回头的，一口气跑出去两条街，才堪堪躲过被活逮的厄运。事后才想起来钱、国债和粮票都在黄牛手上，当时还没来得及算清楚，真是倒足了大霉。
听说黄牛最终没跑掉，谢三立刻头皮发麻，匆忙跟赵歌打了个招呼躲外地去了。
赵歌气的干瞪眼，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又瞄准了另一个买卖，倒腾香烟，从烟草*局的熟人那里低价进货，转手再平价或高价卖给小卖店，但也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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