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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纵观历代，除明初以严刑治吏外，各朝无不以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何曾外乎是？”
刘宗周也说道：“文景、贞观之世，尚宽简，务清净，使国力民生很快恢复，国力大增。然文景之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后，有武氏乱国。
再观明初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洪武之后，也终免不了有燕王靖难，以臣代君。此道、法之失，可为前车之鉴，陛下当不可不引以为戒也！”
秦牧也不表态，只和声问道：“刘编修以为当如何避免重蹈汉、唐、明之覆辙？”
刘宗周立即答道：“陛下，凡圣君治世，莫不推行仁义德化，提倡德治，仁政，德主刑辅。为君者当守经用权，律己宽人，以道德感召，以王道使天下士民归心。以礼治定尊卑伦常，定天下次序，唯其如此，天下方可井然有序，士农工商各安其事，国泰民安。”
说去说来，终究又回到了儒、道、法之争。
王夫之对儒家空谈仁义，不重实务是深恶痛绝。
见刘宗周又一味的强调仁义德化，而避于务实，他立即反驳道：“刘编修所言，有失偏颇，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学，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贞观有失仁德乎？”
“文景、贞观未失仁德，却失之纲常不张。”
激烈的辩论进行到这里，听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风，但他却依旧自信满满，让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一振衣冠，朗声说道：“照刘编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纲常，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
“然也！”刘宗周大声作答，不避不让。
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听刘编修所言，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只是失于仁德。”
“然也！”
“然刘编修先前说过，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于百官，而非诸王。
其待诸王，可谓是优渥有加，仁至义尽。换而言之，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谋逆者，恰恰是燕王，对此，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
王夫之这番辩驳，确实精彩之极，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抱圆对秦牧一揖，朗朗说道：“陛下，由此可见，施仁德，重纲常，导民向善，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然光靠仁义道德，纲理伦常，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宁，是以须施以律令，严然约束，防范于未然也！”
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换以言之，他的思想是对待百姓，当以宽仁教化为主。而在吏治上，却提议用严法加以约束，以清吏治。
在他看来，一个百姓再坏，养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
而一个官员要是坏了，那就是祸害一方。
就内心而言，秦牧是非常欣赏他的这套治国理念的。
但秦牧也知道，为人君者，不能过于理想化，君主统治的基础，在官不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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