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上一次入寇，之所以能深入大金腹地，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沧、恩、景、献、深等六州的漕运仓库，在战争一开始就被蒙古军控制了。
大定二十一年的时候，朝廷以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六州献粟。六州依托漕河，一次就发出了百万余石粮食，运至通州，辇入京师以解燃眉之急。
到贞右元年，六州范围内数十座漕仓，汇集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路、南京路四路六府二十二军州七十六县的粮秣物资。且不提待转运的巨额物资，光是漕司官员、胥吏历年来贮在各处私仓、不可告人的“折色”和“损耗”之类，就不下百万石。
蒙古军得此，自然便足以供给铁骑纵横驰骋，哪怕深冬，也全无乏粮之忧。许多蒙古马吃了一冬天粮食，比往日在草原啃干草更肥壮些。
而蒙古军退兵以后，留给大金国的，便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烂摊子。
作为中都命脉的一处处仓库固然被抢掠焚烧殆尽，漕船、漕丁乃至陆上挽舟的力夫也折损了十之八九。又因为诸多设施长期无人维护，或者被蒙古人纵火烧毁，整个漕运系统的瘫痪根本无法扭转。
朝廷以河北宣抚使仆散安贞兼管景州漕运司，本是希望他尽快恢复漕运，保障对中都的供给。仆散安贞在中都的时候，也对皇帝答应得好好的。
但真到了地方上，仆散安贞便感觉出主政地方的难处。
河北两路是前次遭到蒙古破坏最惨烈的地方，各地尚存的户口已经不及当年的两成。仆散安贞用尽了办法招揽流亡，稍稍恢复生产，哪有支援中都的余量？
就算有那么一点余量，仆散安贞自己不得养兵？
毕竟他在山东碰了个灰头土脸！
到最后，仆散安贞不止没能尽快恢复漕运，还时不时把南京路发往中都的粮食调走一部分。
而控制南京路的遂王，一开始就打着在大金疆域里置一小金的主意，北运的粮食物资总是那么少。
这样一来，中都的物资来源，始终都有一大块的缺口。而要填补这个缺口，就不得不依托那位山东宣抚使郭宁，以及郭宁所控制的海上商路。
皇帝自即位以来，对山东方面的忌惮，是瞒不了人的。整座中都城里地位稍高的官员都知道，那位郭宣使行事肆无忌惮，杀朝廷命官便如杀鸡，是个活生生的反贼。就算比之于曹操和朱温、高欢、宇文泰之流，也只差劫持皇帝这一步。
甚至仔细想来，这郭宣使早就劫持过皇帝了，要不是他却不过徒单老丞相的情面，还不知道现在坐在大安殿上的人是谁呢。
那郭宁确确实实是个大反贼，道理大家都明白，架不住实实在在的粮食需求摆在这里，中都路上百万人的吃饭问题，总得解决。
这一年来，山东与中都的贸易往来始终兴盛。许多中都城里稍有钱财的富户，都想办法与山东商队作生意，转头就拿了这些粮食献给朝廷，然后按着朝廷定下的权宜鬻恩例格，求官职，求升迁。
倒也不是说中都人那么喜欢做官。皆因这一年来皇帝为了笼络武人，把都统、勐安之类的高级军职流水般撒出去，以至于城里最多时有一万多个都统，动辄欺行霸市，抢男霸女。
为了和一万多个都统对抗，中都百姓不攥个官职在手里，实在不能放心。好在权宜鬻恩例格是胥鼎主持制定的，胥鼎倒不黑心，最少只需米一百五十石，就能迁官一阶，正班任使。
所以过去几个月里，围绕渤海的整个的运行链条就成了这样：朝廷出官，富户出钱，南朝出粮，辽东出马，山东人除了少许兵器甲胃，什么也不出，靠着自家船队往来奔忙，无论什么好处都自家先搂一笔。
可怜就连船队，都是中都完颜氏宗王的财产，是被郭宁那个反贼生生抢去的！
当时越王永功、夔王永升和霍王从彝三位殿下，凭此财雄势大，一度能在中都城里和当今皇帝争夺大位。无奈那时的中都兵荒马乱，三位殿下一夜之间都遭贼人杀死，这些船队，乃至直沽寨的基业，都便宜了下手最快、最狠的郭宁。
郭宁接手这片基业以后，此地作为诸多海商船队集结转运的中心，一直在持续扩张。
河道汇集的三汊之处，信安海濡的对岸，原本那片凸字形的土阜高地，早就没法容纳那么多建筑和港口和人手了。
去年夏天河道涨水的时候，一众商贾受够了财物被水淹的威胁，自家凑钱招募了大批壮丁，硬生生在河滩上打桩填土，将凸字形的南面一横继续扩张。整片高地的面积就此扩大到了原来的四五倍，号称背分八格，以呈神龟之相。
不过，终究此地是个商业中心，因为蒙古人再度来袭。居住在此的大批商贾纷纷逃亡，有的奔往中都，有的去往潞水以南的河北各州，也有人觉得还是山东更安全，所以跟着船队去了来州。随着人员的急速离散，大量的人手、设施也不得不赶紧迁运到山东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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