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日本国内存在大量心向中国的儒家学者后，魏公公又说这些日儒大致有三个学派，一是古学派；一是程朱学派；一是阳明心学。“
“日本儒学和我皇明大致没有不同，据宣使团传来的消息，德川幕府建立之后，日本的儒学便正式跃过佛学和神道学，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界的统治学派…”
因为部下们都是大老粗，所以魏公公简单说了点日本儒学的发展历史。
当然，他老人家其实知道的也有限，但也足够部下们一边听一边点头，感慨魏公公果然是府案首，才华见识都非他们可比的了。
事实证明，不读书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帮不读书的。
问题随后便来了，步兵联队长陈广睿好奇的问道，儒者最重国家大义，何以公公却认为日本的儒者不会帮助幕府对抗皇军，反而会成为皇军对付幕府的盟友呢。
“谁说儒者最重国家大义，咱看呐这儒者最无廉耻，咱们曲阜的衍圣公不就是谁来迎谁嘛…”
参加会议的可没有孔圣人的弟子，所以魏公公说话就没什么顾忌。
结合当年孔二公子窖藏无数金银的实例以及曲阜孔府历史上的一贯不要脸表现，公公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了儒学和儒者中反动落后的一面。
“北孔无德，不配为天下士子表率，倒是南孔有我华夏气节。”
公公说话间想起自己还有一块从孔二公子那弄来的玉佩，那块玉佩上有几个好像蒙古字的文字，因他一直忙于国事没顾得上细察这玉佩的来历，所以一直搁着了。
好像这块玉佩上次是付洛洛儿的睡资还是付客巴巴的了？
公公有点忘事，回头得问一下。
问题又来了，无廉耻之人，随时都会改头换面的儒者们，怎么能做皇军的盟友呢？
“日本奸的不要！”
步兵联队长汪大海刚说完，就意识到这话不妥，因为他身边还坐着两位原日军出身的联队长呢。
“日本奸的不要，应该滴！”
真田一郎和山本幸二笔直端坐，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平平的放在膝盖上。
“不，日本奸的大大的要。”
魏公公进一步指出，日本的儒学家们其实不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他们反而自视为华夏一脉汉人分支。
“日本儒者们认为东亚诸国应当联合起来重新归于华夏大旗，于国内也当统一讲汉话，用汉字，废假名，更旗易帜。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充当皇军很好的朋友，至少，他们不会和皇军为敌。只要读书人不和皇军为敌，日本的大名和武士们便不足为虑。”
这番话可不是魏公公信口开河，他的前世大明亡国后，日本的儒者们可都是叫嚷要复国的，是谓“庶子夺嫡”。
即华夏本土的宗子亡于异族之手，日本这个庶子就要承担复兴华夏的重任。
故，大明亡国也是日本儒学家们的亡国。
大明亡国之后，顾炎武等人提出的“元清非中国”思想被大批逃往日本，不愿做满清奴才的明朝士子带入日本儒学界，最终导致日本思想界的“亲中派”失去主流地位，最后“亲中”变成“侵中”。
如何利用日本儒学思想界为皇军效力，共同建立属于皇明体系的亚州共荣，魏公公早就有了腹案。
早在两年前，一个秘密组织就已经在江南诞生了。
该组织全名“东亚儒家思想复兴社”，简称“东兴社”。
社长就是魏公公的干大儿子、原上海县青皮赵宝乐。
“东兴社”成立之后便开始重金聘请一些落第秀才，根据魏公公思想和诸多讲话精神，研究改良儒家思想。
魏公公给东兴社的题词便是——“儒学要和维新紧密结合，儒学也要和皇明的武运结合。”
“汉魂儒才”是东兴社思想活动宗旨，东兴社的主要活动范围便是日本、朝鲜、安南等华夏文化圈的藩属国。
该社成立之后一直没有对外公布，也没有挂牌，但现有编制人员上百人。
并已初步同日本儒者们接触，是除赴日宣使团外的另一支对日秘密战线力量。
众将领听说日本儒者们竟然视自己为中国人士，自然一改前观，不再以“日本奸”相称，而是亲切的称他们为好秀才，套莫他季了。
“三个盟友说”也坚定了大明皇帝亲军海陆将领对日作战的决心和信心。
因为对日统一战线工作一直是由早前派出的赴日宣使团、东兴社在做，而赴日宣使团当年组建之时就是极其秘密，现在东兴社浮出水面，那么一些将领就想知道赴日宣使团的具体情况。
这样，在日后的讨日战争中，将领们也才能更好的知己知彼。
此次会议本就是大本营高级将领作战会议，魏公公自是要将该告知部下们的都告知。
他让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施德政给将领们详细说了下宣使团的具体情况。
施德政便告诉诸将，赴日宣使团是联合舰队在占领台北后奉命组建的。
“考虑到安全，联合舰队调集了一艘福船、一艘三桅炮船、两艘楼船、四条八喇虎快船，使团护卫官兵500人，正使是提督海事衙门奉御胡广胡公公、副使是衙门行走沙千刀沙公公，另外护卫总兵是小田太郎、副将是海军都司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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