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放在‘火苗’同志的身上，这就不是小事。
任何来自‘火苗’同志那里的物品，出现在彭与鸥的手中，都要格外警惕，必须避免有指向性和不应该出现在彭与鸥手中的物品出现。
……
“那个小家伙现在怎么样？”‘农夫’同志问。
“嚯，说起那小子。”彭与鸥吃了一小块猪头肉，“威风着呢。”
他抿了一口酒，“在上海滩，特别是在法租界，说起小程巡长，无人不知。”
说着，他指了指‘农夫’同志，“便是你老农，要是在法租界遇到麻烦了，报一声小程巡长的名字，对方都会给你三分面子。”
‘农夫’同志闻言，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长叹一声，“苦了这孩子了。”
彭与鸥也是默然，他自然也非常清楚程千帆身处的环境是多么复杂和残酷，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压力是多么大，甚至可以说，‘火苗’便是睡觉也要睁着眼睛的！
两人抽着烟，一盘猪头肉，一碟糟毛豆，喝着酒。
喝着，聊着。
聊着，喝着。
抽烟的手都在颤抖，两眼通红。
两人聊天中出现的很多名字，那么多熟悉的名字，都已经不在了……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
虹口区属于英美公共租界，不过，不少人已经开始习惯称呼虹口区为日租界了。
前清同治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立了所谓的公共租界。
光绪二十五年，公共租界又进一步扩大地盘。
这一阶段，日本在上海之势力也在急骤膨胀。
他们从甲午战争前后就有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一直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中国的其他城市有了自己的租界，自然不可能不对上海动心，他们也想要在上海建立真正的日租界。
不过，最终他们还是没有能够在上海获得官方承认的租界许可。
这当然不是前清王朝敢于拒绝日本的威逼，原因是光绪二十五年英美公共租界扩张时，清政府与列强有过约定：上海除了早已既成事实的法租界外，今后各国均加入公共租界，不再设专有租界。
这自然是老牌的帝国主义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限制后来者抢“蛋糕”而采取的一种对策。
以英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在上海设日租界。
日本人自知自己此时的力量还不足以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分庭抗礼，只能强忍下来。
既然公共租界大家有份，日本便转而打起了在公共租界内（虹口）建立自己势力圈的图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时候，在沪日本人大约只有八百余人。
到了现在，整个公共租界的日本人接近八万人。
日本人不仅在虹口开店设厂，办学校、医院、建剧场、神社、组织日本人俱乐部，而且造营房，辟军用操场，驻扎军队，建立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甚至任意设岗放哨、武装巡逻。
可以这么说，一旦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虹口区便是日军放在上海之腹地的一枚足以致命的钉子！
……
狄思威路。
一辆黑色的尼桑小汽车停在路边。
后排座位上，乔装打扮成一个中年络腮胡子男子的程千帆安静的坐着，他的手中把玩着一把韦伯莱斯考托转轮手枪。
他的腿上，安静的放着一挺芝加哥打字机。
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特制的小提琴盒。
如果遇到盘查，这款芝加哥打字机转瞬间便可以拆卸放进小提琴盒。
“车牌换了没？”程千帆问。
“换了，出门的时候就换了。”驾驶座的李浩说道。
“油加满了？”程千帆又问。
“加满了。”李浩说，他扭头，苦笑着对程千帆说，“帆哥，我不是新手了。”
他可是看到，帆哥上车前，就绕着车子转了一圈，看了车牌，还检查了油箱、轮胎的。
现在又来特别问一遍。
“我希望你能够如同新手一样谨慎，每一次行动前都在脑子里将所有细节过一遍。”程千帆表情严肃说，“浩子，记住我说的话。”
“明白了。”李浩点点头。
……
程千帆轻轻掀起车帘，看向外面。
这里是虹口区最繁华的街道之一，有着‘东洋街’之称。
整条街，随处可见日本商店，有日式料理店、生鱼店、点心店、木屐店、绸缎店、和服店……五光十色，东洋情调浓郁。
程千帆的表情阴沉，‘东洋街’这个名字，令他感到愤怒和巨大的耻辱感。
正如他不喜欢法租界的贝当区、霞飞区、台拉斯脱路、辣斐德路等等这些名字一般，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耻辱。
不，确切的说，是帝国主义烙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身上的耻辱印记！
他和他的战友们，抛头颅、洒热血，投身红色浪潮，便是要将这些耻辱的印记一洗而空，建立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再也没有这些代表了耻辱的外国名字，更没有如同狄思威路的‘东洋街’这种所谓的东洋风情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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