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府、忠州、夔州、太平以及石柱、酉阳一线可交与倪文祯负责，然后令各地大军配合，如此一来，问题应该不大；顺庆、达州、保宁以及汉中府等地，属下亲自去一趟吧。”顾德全闻言想了想说道：“不过，当前我们只能同第一次土改那样，在大军的压制下，强制土改了。”
黎汉明闻言想了想，随即便点了点头道：“可以，当前我们需要的是百姓的支持，有了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有充足的兵源，至于那些不配合的乡绅地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有了重庆乡绅之乱的教训，黎汉明也明白，土地改革，不流血是不可能的，要么自己人流血，要么就让乡绅地主流血。
当前的土改就只是一个选择题，并且还是一个二选一的选择题，对黎汉明如此，对乡绅地主亦是如此。
想了想黎汉明又交待道：“到目前为止，我们能用的人还是太少，还是那句话，有合适的人选，便多带一些出来吧。”
“是！”顾德全闻言连忙拱手道：“我们一直都带着一批人的，只是他们现在能力还不够，不足以主政一方，属下与、黎、胡二位部长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再带着他们出几次任务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土改是必须进行的，每个王朝的初期都是少量人口、大量土地，处于人少地多的环境。
随着太平盛世到来，人口逐渐增多，土地的开垦却有上限，造成人均土地占有量逐渐减少的局面。
再加上强有力者大肆兼并土地，于是又有无数人没有田种，只好成群结队外出谋生，形成不受管束的流民潮。
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王朝也就完蛋。
这种围绕土地形成的轮回，在工业化时代来临之前，每个王朝都难以避免，它们始终挺不过三百年一次的周期律。
而处于周期律中心的，则是乡绅地主。
乡绅地主是土地兼并的主力军，也是农业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当然，土地做为唯一生产资料的农业时代，想发家致富只有买田置地，再加上娶妻生子可谓人生美满。
可是工业时代来临以后，纯粹的农业地主已经成为历史进程的绊脚石。
如果不积极转型升级，一定会有人热情帮忙。
土地经济拥有很强的封闭性，一旦投资成功，只要不出什么大的变动，子子孙孙都可以衣食无忧。
甚至土地经济是一种复利投资。
假如隔壁老王有100亩土地，再想兼并100亩就很难，只好一亩一亩的慢慢往家里楼，直到老王晚年的时候，已经积攒了200亩土地。
有这样的基础，老王的儿子就可以勾结官府，进入当地的核心圈子，兼并起来速度更快。
如果发展顺利的话，老王的孙子接掌家业时，已经坐拥良田千亩。
那么问题来了：王家的后代还需要奋斗吗？
显然不需要了。
既然土地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也是有限的，一旦达到某个峰值之后，增长必然会停止。
经济增长的天花板压得这么低，对于地主来说是好事，求之不得的好事。
老王的后人累死也种不完千亩良田，那就不如租给佃户，每年按时收租就好，这是一种特别稳妥的经营方式。
这才是地主的铁杆庄稼，只要土地在手，子子孙孙都能享受好生活。
由于土地瓜分完毕，佃户只能租田种。
不是租王家的地，就是租李家的地，反正就这么几家人，只要不租就得全家饿死......于是，地主可以联合起来抬高地租。
爱租不租，我可没有强迫你哦，饿死活该。
这样一来，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越来越强，越来越活的没有尊严。
而对于地主们来说，既然可以趴在土地上生活，地主们投资工业的欲望显然很低。
土地不会跑，只要地契在手，种出来的粮食一定是自己家的，只要社会形态不变，地主就饿不死。
而投资工业是有风险的。取出多年积蓄来投资办厂，一个不小心就关门倒闭，亏不亏啊。仔细想想，还是当地主靠谱。
地主基本不从事创造性的工业生产，想用什么东西买就行了，至于从哪里买是无所谓的。
他们把财富全部存起来，基本不会用于对外投资，唯一的消费是改善个人生活，希望依靠地主实现工业化是痴人说梦。
他们能带动的产业，只有奢侈品和房地产。
山西的晋商大院，就是商业资本地主化的产物，庞大的资本并没有投向工业领域嘛。
由于土地是固定资产，到哪里都带不走，所以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时，当带路党和汉奸的，往往也是地主。
为了保住现状，明末士绅可以当带路党，清末地主可以不思进取，民国地主也要搞还乡团等等。
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修桥补路的善人，但是做为坐拥资本和人力的落后群体，已经成为工业的绊脚石。
如果地主阶层一直存在下去，那么资本、人口永远不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黎汉明想发展工业也有心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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