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笼统的政策方针并不是铁板一块，在一些情况下，出于实际需要，清政府也会利用各种手段了解外部世界。
清朝需要处理的内外部问题众多，即使采行闭关锁国政策，也要保证军机情报的畅通，尤其是在亚洲内陆方向。
当然，作为一个前现代政府，大清还缺乏专业的特工和间谍，而更多地依靠藩属国或依附于清朝的团体。
而当时地处大清控制下的吐蕃、准噶尔部控制下的新江、印度莫卧儿帝国三地交通要冲的拉达克，就成为了清代前中期情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远在北京的满清帝国高层提供了大量有关于南亚、中亚，甚至正在扩张的俄罗斯帝国的情报。
在入主中原前，皇太极先于1634年击败蒙古，夺取大黑天金佛像，宣告传位35任大汗的蒙古帝国彻底覆灭，降格为后金的盟友，女真人也因此获得了统治蒙古高原、争取信仰吐蕃传佛教地区的某种合法性。
在女真人崛起的过程中，击败并联合蒙古人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大明朝失去了重要的屏障，北方防线全面暴露。
而这场变革的意义也不局限在高原之上，这是因为吐蕃传佛教早在蒙古帝国草创时期就已经与权力紧密结合，当女真人统合了东北和蒙古高原之后，籍由蒙古政权和吐蕃传佛教的联系，他们也顺利地与吐蕃地区喇嘛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这既是满清皇家的信仰使然，也是因为处理好与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
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吐蕃地区与蒙古各部是清代中前期最令皇帝担忧的地区，比之关内的汉地更让清朝统治者没有安全感。
而清朝皇室在与宗教领袖交好方面下了大力气，北京便有众多吐蕃传佛教建筑，最着名如雍和宫等。
然而，即使加强了政治、经济、宗教联系，亚洲内陆仍充满不确定性，清朝虽击溃了蒙古人的后代并以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草原世界的管控，却也给管控外的草原势力留下了生存空间。
所以，后来，草原上出现的大量固定宗教场所，使得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有了定居化的倾向，使清王朝对游牧民族的管理愈加方便。
不久后，准噶尔部在天山崛起并逐渐控制了新江大部，这一支蒙古人的吐蕃传佛教氛围尤其浓厚，鼎盛时期首领噶尔丹更是在吐蕃传佛教高级僧侣中根基深厚，与吐蕃传佛教宗教领袖关系密切，时常往来书信。
有了活佛身份与宗教领袖的友谊，噶尔丹在控制新江后进击喀尔喀部，大有一统蒙古，成为法理上和实质上的蒙古大汗的野心。
这是执政未稳的清帝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清廷先制造噶尔丹其实是墓斯林的舆论，破坏其在吐蕃传佛教信徒心中的正统性，随后康熙又两次御驾亲征，压制住了准噶尔的势力。
康熙朝虽数次西征，但真正击败准噶尔部的还是乾隆朝，战果是巨大的，但是对国家的负担也同样巨大。
战争取得了胜利，却也暴露了致命缺陷——大清对于西北地区以及吐蕃区的控制力有待提高，而情报工作是防范于未然的重中之重。
身处边缘地带的拉达克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了大清情报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准噶尔部控制区靠近拉达克，早早便与之产生了联系，清同样因为清准战争才认识到拉达克的重要性。
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派准噶尔军入侵吐蕃，拉达克暗中帮助清军，三年后清军驱逐准噶尔部，并对七世达.赖喇嘛举行了坐床仪式，再次宣示了清对吐蕃、蒙古统治的合法性。
信仰吐蕃传佛教的达拉克国王因此派喇嘛使团到拉萨拜谒新晋达.赖，这支使团还随达.赖使团一起前往北京，正式接受册封，宣誓拉达克成为清的属国。
对这个遥远的属国，京师的皇帝就没有对它的物质贡品太过苛求了，他们最重要的朝贡物品，其实是情报。
拉达克国王定期送往吐蕃的信件，会先由精通蒙文的吐蕃贵族翻译为蒙文，之后再由驻吐蕃大臣翻译为满文发给皇帝。
达.赖.喇嘛也会向拉达克派遣贸易队伍，购买果品等物资的同时，为皇帝刺探情报，同样通过驻吐蕃大臣之手呈报皇帝。
两个信息源一对照，满清皇帝就能获得关于这个十字路口小国的相对真实的情报。
当拉达克的重要性凸显，清对于它逐渐重视也就成为了必然。如果遇到拉达克祸起萧墙，清的关注自然就会转化为行动。
1731年，拉达克老国王想要废储，另立自己更偏爱的小儿子成为继承人，这导致长子策划引入阿里吐蕃军推翻父亲。
这一幕父死子笑的继承权戏码，最后以有吐蕃军支持的长子获胜告终，也将拉达克与清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来自拉达克的情报数量陡然增加。
这也宣告了清朝在拉达克情报网的成功建立。通过倾向大清的达拉克人，皇帝可以从准噶尔的后方刺探敌情，为日后彻底战胜准噶尔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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