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三行，同文行。
城外炮声隆隆，同文行里，广东十三行中的广利行卢观恒、怡和行伍秉钧、义成行叶上林此刻正忧心忡忡的来回焦急渡步着。
主位上，同文行老板，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却在优哉游哉的品着茶，丝毫不见一丝慌张。
去年，总商蔡世文经营失败自杀，潘有度担任总商一职。
商从商朝来，商人、商品、商业，都源于上古的商朝，早在殷商时代，老祖先骨子里的经商天分就被激发了出来，也让商人跃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
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
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初，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
翌年广东政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同年四月，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
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
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
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则四家，多时二十多家，其真正名号是“外洋行”，但“十三行”始终是成为这个商人团队约定俗成的称谓。
到乾隆二十二年，大清闭关锁国，一口通商，仅留广州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成了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
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
乾隆三十五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乾隆四十七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
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等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
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到了如今，十三行的潘、伍、卢、叶四大行商，潘有度、卢观恒、伍秉均、叶上林家族号称“广州四大富商”，其家产总和比清廷的国库收入还要多，是货真价实的“富可敌国”。
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庄园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
伍家豪宅与潘园交相辉映，是一处大型的园林建筑，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十三行商人中，排行第二的广利行的老板卢观恒是一个大器晚成的超级富豪，卢家境贫寒，自幼丧父，与母相依为命，40岁时仍无妻室。
也许是时来运转，一次偶然的机遇，让帮人看店的小伙计卢观恒成了外商的贸易中介，十数年后，他又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广利行的老板，拥有千万家财，是新会历史上最大的富翁，也是如今清朝全国最大的富商之一。
见潘有度丝毫不着急，叶上林上前焦急的躬身拍打着手说道：“哎呦总商大人，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有心思在这儿喝茶啊，您就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吧？”
潘有度见状笑了笑，不慌不忙的放下茶杯后才慢吞吞的说道：“慌什么，谁来了还不是一样的需要洋行，诸位放心，我们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可是听说了，讨虏军收缴的都是平时欺压百姓的豪绅地主的家产。”
顿了顿，潘有度接着道：“我们手中的土地的确多了些，等讨虏军进了城，分了地，恐怕我们也找不人来给我们耕种了，既如此，还不如索性把这个包袱丢出去，以此还可以讨得他们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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