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满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
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近些年给鸦片战争洗地的主流理论之一，就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为正常贸易，因为当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
实际上，清朝从雍正时就开始禁烟了。1729年，雍正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条例是雍正颁发的。
其实清代朝廷对禁烟的争吵，主要在刑法程度上，随着鸦片泛滥，一些类似今天“小偷判死刑”这类思想开始流传。不过古代官员也不都是二货，有些人也通法理，知道滥用重典往往得不偿失，就压制下来。
当然，禁烟的事情，算是一说再说，可惜满清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走私泛滥顺便，禁烟更有利于官员从中获利，所以官员更支持禁烟
鸦片给当时清朝造成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产出这是勉强够用的。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整个社会更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如果仅仅从封闭农业社会角度来看，满清的统治相当给力了。
而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顺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当种地卖粮，必然是出超啊。
而鸦片流入后，顺差变成了逆差，每年数千万两白银留出——中国不是白银生产国，一直是对外贸易支撑国内白银流通。
最后结果是：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到了如今的清中期，吸食鸦片之风已经从少数地区发展成为当下社会普遍的一种不良习尚。
自从康熙二十五年废除海禁以后，胎湾和闽粤地区最先学会了南洋鸦片吸食法。
雍正七年，福建巡抚亲自审判了一桩鸦片案，那时还弄不清鸦片究竟是药材还是害人之物。当时漳州知府李国治破获了走私鸦片的案子，判处走私犯陈远充军罪。
福建巡抚刘世明复查这个案子的时候，陈远诡辩说鸦片为药材，后经药商鉴定，认为陈远走私的鸦片是药材，结果漳州知府李国治反而被判故意陷害罪，还遭到了雍正皇帝的斥责。
从药商、巡抚到皇帝都对鸦片的危害无辨别能力，这就为日后的泛滥埋下了祸根。
到乾隆嘉庆年间，京师一带开始有贩卖鸦片的人了。
历史上嘉庆辛酉年也就是嘉庆六年，这时候乾隆帝去世三年，也是嘉庆皇帝坐实皇位的第三年。
国外方面，一度疯狂侵略中国的英国在这一年完成了合并，正式成为了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而国内，清政府在执政方面没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只是重申了对于禁止采矿的政策，因为在乾隆年间，就命令禁止了民间采矿，就还怕有偷挖的弊端。
满清政府方面担心，一旦官方决定开挖金矿，金矿一代的的游民等没有户籍的百姓很容易因此聚集在一起，形成势力，很难驱赶，对边疆的危险很大，于是嘉庆重申了命令禁止开采金矿，不允许再被发现有私自偷挖的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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