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敌侵扰的危机，内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更是令那些没有融会贯通理解天理的当政者不知所措，这些送回起来，就给那些奸臣提供了肥腴的土壤，使得他们可以在昏君的纵容下为所欲为。
这种形态，同时也为昏君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指引和管束，故而可以随心所欲地凭一己私欲，挥霍民脂民膏，甚至将积聚的财富拱手送给敌人，更甚者杀死民族嵴梁抗敌英雄。
这个时候，宋代的那些所谓文学大家鸿儒泰斗却在那里赏花吟诗，不是执迷不悟，就是意志消沉，独善其身，岂不是在凋虫小技上抖机灵，在国家生死存亡上愚不可及？
他们的所有功效，不过譬如南唐后主，亡国之君连惨渡人生都不可得，空留几句亡国之音，猪狗般死去。
因为窃夺别人国柄的赵匡胤心中将别人都当作假想敌，因为所有文人都甘当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场，故此设立了君权至上，君权之下不求效率，只求安全第一，互相扯皮，从最高的庙堂开始，一直到下面的地方政权，都是内斗不止，成了党派都争的场所，正人君子没有立足之地，奸佞削人横行官场。
军政之外，最惨烈的战场发生在那些官员聚集之所，以至于形成了党派之争，从此以后，一切都是为了党派利益，党派利益成了他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即使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金科玉律就成了第二等因素。
因为第一因素变成你首先必须是我的同党成员，你才有机会成为臣子，否则你就是奸佞。
然后，他们才去全力以赴地争取皇上的支持，让本届天子成为他们那一党的天子，那一朝的臣子，全部是他们的同党成员。
由此可知，一旦党派之争主导了朝政，不管是皇上，还是大臣，就用党派利益取代了宋朝国家利益。
这也就是说，党派利益的出现和如此重要，关键原因是违背天理。
没有党派之争之前，尽管许多时候宋代也不符合天道，但是他们还是往天道上努力的。自从党派斗争泛滥以后，天理的方向就被放弃，目标方向变成了党派利益。
至于党派目标是不是符合天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或然性的目标，比如蔡京和秦桧一类，他们只会打压异己，实现自己的私欲目标，天理他们想都不想，也没有功夫想。
那些奸佞不甘心受死，还伺机反扑，镇压他们就够我忙，天理？存不存在都不确定，而且即使有也离我们大老远，管他们干嘛？
还有，即使我有功夫，也要继续深挖那些潜在的奸佞，把将来的危险除掉，这个也比什么天理重要多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体现了那些昏君奸臣自我阉割的行为和效果。
有宋一代，除了皇室和高冠聚集在京城，甚至一国养一城，将全国的财富集中到京城，以保证京都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到此为止，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因为鸟无头不飞。一只鸟没有头就是死鸟。
可是，那些愚蠢的昏君奸臣，却把鸟头和鸟的脖子之下对立起来。
何以见之？就是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上，将鸟头和其它鸟体分开和对立，举个例子，大臣被定罪，就会被降职和流放。
降职和流放，本质就是官职低，起码不能作高官，而是低官，而低官主要是地方官。宰相门前三品官，说明在京城高官公卿如过江之鲤，所以降职就去地方，是对地方官员的一种极大贬低和侮辱。
那意味着，你们都是低官一等，在高高在上的京官面前，你们是没有资格抬头挺胸说话作人的。
至于流放是在贬官之外的另一层惩罚，也就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格侮辱。
不但侮辱了当事人就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也羞辱了被流放之地的官员和民众。
尤其是岭南作为流放地，被视为缓期执行的死刑，就是那些被贬的京官习惯了安逸的生活，根本承受不住岭南的炎热、瘴气、饮食习惯等等，加上胸郁不舒，导致他们往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病倒死亡。
正因为有这个效果，昏君奸臣和喜欢使用这个方式惩罚他们心中的罪犯，比如岳飞被杀以后，他的家属造到了流放岭南的处置。
除了处罚官员的时候，他们大量使用贬职和流放以外，在安排新官任职、调动官员职位和管辖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认识进行，见自己亲近的人作为奖赏安排在京都和京畿，不同意见的人则派遣到边缘地区。
那待遇简直还不如那些被流放的官员。
因为按照惯例，那些被流放的官员只是被限制活动，而那些官员还要履行职责，就是要辛苦干活。
可想而知，这种形同流放的派遣是多么令人厌恶。
所有这些将京官和地方官割裂开来区别对待的做法，都人为造成了宋代官场的分裂，昏君和奸臣还在那里自以为得以，殊不知他们的倒行逆施造成了巨大的黑洞，最后将他们深深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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