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低贱如泥的乞丐一步步登上帝王宝座，朱元璋非常希望大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朱家子孙永世坐拥这一片大好河山，所以即使藩王起兵谋反，即使争来夺去，这江山始终在朱家人手里。
明朝建立之初，全国各地仍然有不少蠢蠢欲动的反对势力难以彻底消灭，朱元璋需要儿子们替自己分忧，那么将朱氏子孙分封各地，让他们领兵镇守一方也就势在必行。
在朱元璋看来，藩王的责任除了护卫国家、安定民生以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削弱贵族功勋。朱元璋忌惮功臣们却深知不可操之过急，于是扶持藩王，再逐步夺取功臣们手中的权力。
不讳言地说，藩王就是朱元璋手里不可或缺的棋子。何况又是自己的子孙，朱元璋非常愿意给予后代子孙们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但同时也亲手为明朝的最终灭亡埋下其中一个隐患。
厚待宗室子孙，终祸国殃民
朱元璋规定朱氏子孙不受律例约束，地方官府无权管制皇族。朱氏子孙哪怕不事生产，也可以从10岁起每年领取一笔固定俸禄，婚丧嫁娶皆由朝廷操办。
洪武二十八年，亲王的俸禄定为每年领一万石，是宰相的七倍之多。亲王嫡长子以外的儿子均为郡王，郡王每年可领二千石，而郡王下一代非嫡长子的都封为镇国将军，每年可领一千石。
所有宗室子孙世代享受国家俸禄，即使谋逆受罚被降为庶民，俸禄仍是不减，如此已然超出法理。
后来，本是藩王的朱棣起兵造反并顺利夺取了皇位，但他也害怕历史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唯有提高经济特权来安抚各路藩王，同时下令未经召见，藩王不得随意离开封地和进京。
随着特权的提升，皇帝赏赐给藩王的土地往往一次就是几千甚至上万顷，藩王无需为此承担赋税。百姓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少，肩上沉重的赋税却未减半分。
如同猪一样被圈养起来的藩王失去自由，养尊处优惯了的他们不可能从事任何生产劳动，想要进一步增加收入就多生儿子，于是藩王们广纳妻妾，生儿子便成了另一种便捷的生财之道。
庆成王朱钟镒的一名嫡系后代承袭爵位，而他所生育的子女就达一百多人，光儿子的数量就破百，出色的生育能力远超拥有九十多名子女的朱钟镒。
每逢家宴，这位庆成王的儿子们相互寒暄时还需要引荐，同胞兄弟之多令他们根本认不全对方。正德初年，庆成王甚至向朝廷上奏请求协助统计家庭成员的数量。
洪武时期的山西只有一个晋王，到嘉靖时期被封爵的宗室后裔就有1851人，河南的宗室后裔到万历时期也是多达5000多人。截至万历时期，皇族宗室人口从洪武初年的58人猛增至人。
据统计，明朝皇族宗室人口每逢30年翻一倍，其增长速度十倍于当时的全国人口，导致皇室族谱玉牒从洪武时期的58件，变成万历三十二年的8万多件。
当时全国各地每年供应给京城的米是400万石，供给宗室的就要853万石。明朝中后期，许多地方官也开始发现财政收入已经无法供养居住在本地的这些皇族寄生虫。
这些皇族寄生虫享受特权，不事生产，不劳而获，肆意剥削百姓，以致民间怨声载道，皇室却置之不理，民愤日积月累，终于汇聚成覆灭明朝的惊涛骇浪。
明朝皇族宗室人口的爆炸令人瞠目，但其可怕之处就在于给国家及百姓带来的不堪重负。他们一如吸附在身上的血蛭，贪婪且不遗余力地吸食着百姓体内的每一滴血。
其实历朝历代都是会有这个问题，不过都是想了什么办法来压制的，就比如汉朝。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生了一百多个子嗣，所以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是非常聪明的，毕竟一百多个子嗣的下一代又是多少个谁也不知道了。
因为汉武帝的推恩令，所以自然汉朝没有出现明朝这种极端的情况。
到了后期，崇祯帝这个皇帝连钱都没什么了，但是地方那些皇室一直都是有钱的。
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围攻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洛阳，大感不妙的朱常洵自城墙悬绳而下，逃到迎恩寺藏身其中，可第二天还是被起义军擒获。
面对气势汹汹的起义军，向来养尊处优的朱常洵惊恐万分，跪地连连求饶。李自成见状十分不屑，冷嘲朱常洵既然以“福”自居，那就干脆让朱常洵福禄兼收。
李自成一声令下，起义军牵来一头鹿，然后将这个深受万历皇帝和郑贵妃偏宠的福王朱常洵剁成肉块，与鹿肉搅拌到一起，让一众士兵分食殆尽，甚至还给这道菜起名为“福禄汤”。
官方正史明确记载，朱常洵死后由两名侍奉向起义军乞得一副棺木将尸体收埋，并非死无全尸，可如此骇人听闻的血腥故事却在民间流传极广。
故事里不仅将李自成和起义军描绘得极其残忍嗜血，还完美切合了那一句：福王肥而天下瘦。一道“福禄汤”也恰恰反映出当时的百姓对福王有多么恨之入骨，更愿意相信他被烹食入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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