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经过两年零9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动而胜人，先知也。胜利离不开知己知彼的情报工作，当时成立仅仅一年的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在战略、战役、战术各层面展开激烈的情报较量，在关乎战争走向的重要节点上做到了料敌在先、高敌一筹，为准备战争、把握战局、捕捉战机、驾驭谈判提供了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
早在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已打响。中方在战略研判上与敌隔空博弈，在战役准备上与敌侦防较量，在战术行动上渗透与反渗透，以准确高效的侦察情报工作，牢牢按住了战争的脉搏。
最早跨过鸭绿江的，并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野战大军，而是一支由7人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率领这支队伍入朝的，是中国驻朝鲜首任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
1950年6月，时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奉命出使东德。从重庆前往北京报到途经郑州时，通过号外得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但当时他完全没有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抵京后周恩来亲自找柴成文谈话，决定派他以我驻朝鲜使馆政务参赞的名义带队前往平壤。当时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临时改由柴成文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军委情报部从武官班里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又有情报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还让当时东北驻平壤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同志倪蔚庭。最终确定7位同志首批入朝，他们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参赞倪蔚庭（已在平壤），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
临行前的7月8日上午，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在国内的6位同志，明确指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周恩来的话，实际上明确了情报、外交两大任务。
7月8日晚，柴成文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启程，9日晚跨过鸭绿江，10日晨抵达平壤。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肩负着5.5亿人民的期望，最早踏上了朝鲜战场，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早了近3个月。
出兵朝鲜早就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之中，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向中央呈送过报告，建议出兵之前先派一个先遣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作战场准备。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这一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经金日成同意，军委决定再派出5位军事干部，以武官名义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9月19日，第十三兵团侦察科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在朝鲜紧张工作了近一个月，收集美军情况，研究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朝鲜地形情况。
这次战地侦察积累了翔实的战场情报，为志愿军随后出兵作了重要敌情准备。
出其不意，美军实施仁川登陆。麦克阿瑟曾在太平洋战场指挥美军多次对日军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他发明的“蛙跳”战术大获成功，一时间光环照身。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五天，即1950年6月29日，麦克阿瑟视察朝鲜战场时，就产生了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的想法。返回东京后，即令参谋人员拟定了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陆计划，定于7月22日实施。后因登陆装备配备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军陆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反对，而暂时搁置，但麦克阿瑟实施仁川登陆的决心始终未变。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参联会呈报了反攻设想，说明了登陆作战的基本设想，但没有说明登陆地点。8月1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拟定出登陆作战计划，确定登陆地点为仁川，行动时间为9月15日。参联会对此持有保留，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陆的可行性。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称他对仁川登陆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海军作战部部长谢尔曼支持登陆作战，但坚决反对把登陆地点选在仁川。理由是：仁川港的潮汐落差达30多英尺，落潮后，海面至港口会出现宽24公里、长3.2公里的巨大泥滩，车辆、人员根本无法通行。出入港湾的唯一通道飞鱼海峡已被人民军敷设水雷封锁，而部署在月尾岛上的人民军岸防部队只要击沉美军一艘舰船，就足以封闭整个航道。仁川港每月只有3天的满潮日可以登陆，每次满潮时间只有3个小时，而美军难以在3小时内完成登陆。但麦克阿瑟认为，所有关于仁川不适合登陆的论据，恰恰容易迷惑对手，恰恰有助于保证出奇制胜的效果。他直言，要把仁川登陆当作一场赌博，宣称要用5美元的赌注，赢回5万美元。他力排众议，终获杜鲁门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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