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力准备，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火力，扫清了飞鱼海峡的鱼雷，打通了航道。15日下午5时，仁川港满潮，美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韩军队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开始战略退却。麦克阿瑟依靠出其不意，赢得了这场豪赌。
料敌在先，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陆，毫无争议。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了战争脉搏，这一点却说法各异。综合《抗美援朝战争史》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看，从领袖到参谋人员，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挥员，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早在1950年7月初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之时，毛泽东、周恩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一是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陆，建议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会见朝鲜代表，提醒朝方特别应注意加强仁川—汉城地区和镇南浦—平壤地区的守备。
这期间，东北军区、十三兵团、驻朝使馆、总参作战部门，也相继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方仁川和其他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的预判。中方准确预判仁川登陆，并不是哪个部门或个人的独家远见，而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共见。
然而人民军高层对战局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军反攻将主要从洛东江发起，故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仁川一带虽作了部署，但多为新组建部队，战斗力较弱，最终未能挡住美军的登陆突击，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
麦克阿瑟事后一定暗自庆幸，他实施仁川登陆时的作战对手不是中国。
战略预判一见高低
10月14日，被称之为“中国通”的、“联合国军”情报处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上报的研判结论是：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北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他没料到5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
10月15日，麦克阿瑟带着威洛比少将的“敌情判断”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面谈朝鲜战争“最后阶段”及“战后重建”问题。杜鲁门请他先讲讲中国，是否会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麦克阿瑟报告说：中国在满洲的部队有30万，其中部署在鸭绿江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他们只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而70年后的我们知道，1953年停战实现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0万人，而在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290万人。
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问：第二年1月能否将美第二师或第三师调往欧洲。麦克阿瑟当时无比骄傲地回答道：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事实是，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后一个月就到了，他本人却在6个月后被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战争直到两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
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志愿军便“销声匿迹”了。“中国通”威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发布：他们已离开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了，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鲜。参联会研判，中国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一是控制边境缓冲地带；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三是将“联合国军”彻底驱出朝鲜半岛。不过，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抗衡，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再来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中共中央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但美国也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
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中共中央的预判惊人的准确，对把握战争、驾驭谈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2年，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美为扭转被动战局而采取军事冒险的可能性增大。综合研判各渠道情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一致认为，美军事冒险有两种可能，一是使用原子弹，二是在我侧后大规模登陆。尽管有不少美军政要员叫嚣使用原子弹，但美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其可能的军事冒险只有大规模登陆这一招。
面对核讹诈，毛泽东在1953年2月全国政协会议闭幕式上宣告：这个仗要打多久，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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