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阮元整理好了自己预备录取的卷子，又来找谢墉。这些卷子阮元虽也要参与，可最后决定何人取录，名次如何，依然要谢墉做主。谢墉看着阮元送上来的卷子，也不禁笑道：
“伯元，这初次分阅试卷，也是要黜落些人的吧，你看，那些全篇文章，毫无可取之处的童生，就不要再给他们机会了。你呢？你看看这几篇，老师也不觉得有多好，你为何还要呈给老师看啊？”
阮元接过一篇文章，看了一下说道：“老师，学生看来，这篇文章大半篇幅，确实表述平平。可这破题、承题二句，和中间的中股，学生看来，还是不错的，所以不忍直接黜落，还望老师裁定。”
谢墉道：“难怪容甫他有些时候，也会笑话你。他说他和你是完全相反，却又完全相同。他呢，是谁也看不起，你呢，是谁都看得起。只是你这‘看得起’的背后，其实或许也是一片自傲之心吧。哈哈，这样也好，只不过你这样生活下去，可要比寻常人劳累多喽！”
说着说着，忽然想起一事，道：“伯元，记得你考生员的时候，那篇史论可是不错。当时我考题是‘论晋宋失国之因由’，你说到‘晋之失，在于宗王之持节，虽有汝南长沙，而不臣乱政。宋之失，在于边军之不立，虽有种、折诸公，而上下相疑。’你如何看这晋时八王乱政之事？”
阮元道：“回老师，家父颇好史书，因此学生童蒙之时，便闻教诲。这晋代八王之说，本是由于唐人修列《晋书》，将此八位宗王列于同一传中所来。其实八王各有不同，汝南王司马亮，本身虽无大才，然并无大过，长沙王司马乂，本也是股肱之臣，不意错信他人。此二王虽救不了晋朝，也不是乱政之人。若将此二王与赵王伦、成都王颖、东海王越这些真正的乱臣贼子相提并论，未免太冤枉他们了。”
谢墉笑道：“不错，不错！伯元善恶分明，确是有见地。只是伯元，对于金元史，你可熟悉？”
清代从乡试开始，第三场的策论部分，便要涉及史论，所以对于读书人而言，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是高层次考试的必备能力。但金朝在清朝被视为“闰位”，《元史》公认质量不好，所以考试也极少从其中出题。阮元熟悉的是《资治通鉴》，宋代历史自然也经常听父亲讲授一些。但金史元史，也只知道个大概，不算精通。遂笑道：“恕学生直言，学生不才，《通鉴》算是熟读，宋史便学得不如《通鉴》，至于金元史，实在涉及不多。”
谢墉笑道：“那你来这江南，可要好好学习一番。就在此处不远，便有一位大儒，对于金元典故，可谓了如指掌。前日与他书信往来，还说准备重修《元史》呢！如此大儒就在身边，伯元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阮元一听，想起此处已是江阴，顿时想起一人，问道：“老师所言，可是嘉定钱辛楣先生？”
阮元所言，便是乾隆朝名儒，史学界泰斗钱大昕了。钱大昕精通经术之外，更好史学。甚至引经入史，把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提出“言必有据”，成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圭臬之言。钱大昕一生着述甚丰，其中《廿二史考异》贯穿秦汉宋元，乃是当世史学名作。
钱大昕原本考过进士，做了一段时间翰林、学政，官至正四品少詹事。但乾隆四十年，遭遇父丧，即归家守制，此后再未回到官场，而是一直居家治学。他号辛楣，后来学生便以辛楣先生称之，此时阮元所在，与钱大昕居所已相距不远。
只听谢墉笑道：“就是辛楣先生，伯元，你年纪尚轻，若是只你孤身一人来江南，或许见不到他。但你随老师前来，那就简单多了，老师在京城为官时，与辛楣先生素来相识，想想十年不见，也正想和他畅谈一番呢！其实也不瞒伯元说，辛楣先生这些日子听说我来这里典试，也想见我一面呢，想是这一两天，便要到学署了。”
话正说着，忽见杨吉拿了个名帖过来，说道：“谢大人，外面有辆马车，车上人递了这个下来，看着是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先生。”杨吉在外做事，虽然平日依然自由自在，可也佩服谢墉学识，所以在谢墉面前颇为规矩。
谢墉拿过名帖看了一眼，笑道：“伯元，辛楣先生已不用再等了，我们这就去应他进来吧！”说着带着阮元，便到门前去了。
到得门前，见门口已站着一人，身材微胖，颌下长髯，须发已显灰白，但面容却甚是可亲。谢墉见了，忙走上前握了他手，笑道：“辛楣，没想到京城一别，你我竟还有相见之日！眼看着老哥哥也快七十了，这一任学政做完，老哥哥也想着致仕归田了。辛楣气色还是这般好，想来归田治学，可比我四处劳碌强多喽！”
钱大昕眼见故人，自然也开心不已，道：“金圃兄见笑了，我不过是生性疏懒了些，其实金圃兄做的，才是恩泽后世的事啊。若是没有金圃兄慧眼识人，为天下选出这许多人才来。你说我这一生，就算写出再多东西，那给谁看去啊。我不过是个牧马的仆从，金圃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伯乐！”谢墉号金圃，钱大昕便称其号，一时二人相互牵着，早已进了内院，阮元和杨吉便在二人后面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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