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正聊得兴起，回头看着阮元在侧，只觉他虽年轻，但眼中目光成熟，想是饱读诗书，又颇有见地之人，便欲出言相问。谢墉已看出钱大昕神色，笑道：“辛楣啊，这位便是我去年取录扬州案首，仪征阮伯元，眼下正帮我搜录遗卷呢。伯元，快见过钱辛楣先生。”阮元也走上前来，向钱大昕作揖成礼。
钱大昕听了阮元姓名，也存了几分好奇，问谢墉道：“金圃兄，你去年和我说起，你在扬州府取录生员案首，是个不世出的人才，莫非便是此人？”
谢墉笑道：“正是这位仪征阮伯元，辛楣啊，就在刚才，我还和他聊起晋时八王呢。伯元啊，不要害怕，辛楣虽然是一代大家，对你这些年轻人，可从来不会说上一句重话呢。快把刚才所言，给辛楣先生听听。”
阮元仔细看钱大昕时，只觉他虽然和善，但目光之中，也自有一股正直之气。遂躬身道：“学生久闻钱宫詹先生之名，学生尚且年少，自觉才识浅薄，不敢在宫詹先生面前班门弄斧。”
钱大昕道：“其实我看你样子，便知是个有才学之人，金圃兄与我相交已久，他为人最是公平，怎会随意取录案首？你也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平日说话，也往往与世人大不相同。你说你才识浅薄，说不定反倒对我胃口呢！”阮元眼看钱大昕执意相问，也不敢再谦虚，便把之前对谢墉所言，又讲述了一遍。
钱大昕听了，不仅没有任何批评，反而哈哈笑道：“伯元，你所言《晋书》，在二十四史之中，本就不过是中等水平。你如此言语谦恭，又是为何啊？难道当日执笔之人，个个都是至圣先贤不成？当日唐太宗修这《晋书》之时，史臣共有二十一人，良莠不齐，事后又无人统筹全局。说有列传的，其实无传；履历平平的，不少人只因他是世家大族，便动辄美言。老夫看这《晋书》，一直颇多遗憾，只是念着房文昭公当日主持之时，已年近七旬，故而不忍苛责。你这般谦虚又是为何？”唐代官修《晋书》修订，是贞观末年之事，不免有些仓促。房文昭公便是房玄龄，但其实主笔之人，共有二十一人之多，房玄龄不过是主持修订的宰相而已，故而疏漏颇多。钱大昕如此评论，也不是空穴来风。
但钱大昕想了想，又道：“但你评价这八王，又与我不同。我做那《廿二史考异》之时，认为汝南王无过，齐王不过材质低劣，却无不臣之意。你说起长沙王我想起来了，原本评价也不差，看来是我糊涂了，还是你才高一筹，哈哈，伯元，你可看过我这《廿二史考异》？”
阮元道：“老师大作，学生本也看过，去年在扬州一家书肆，曾读了半日，自觉受益匪浅。可惜当时身无长物，实在买不下来，还请老师见谅。至于老师所补《元史》氏族表、艺文志二节，学生仅知其名，却未见过。”
钱大昕听了这句话，却高兴异常，道：“伯元果然是真读书人！兼通经史，现下已是不易了。其实我那元史补文，原本想等着全书修订完了，再行刊印，你见不着也属正常。至于《考异》嘛，今天听你这样一说，我也得回去多修订几次喽。你正好先准备乡试，你考上了，我把书修订完了，咱们再一起切磋一番，岂不快哉？”
听着钱大昕和阮元聊天，杨吉自然不知其中晋书元史为何物。但他可以看出，这个谢墉一直推崇，学问一看就不低的老人，竟然和阮元才认识不到片刻，就成了莫逆之交，自己怎么也理解不了。于是，他也鼓起勇气，向钱大昕问道：“老先生，您和伯元这……这今天不是刚认识吗？怎么我看起来，倒像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一样？”
杨吉这样，虽说也有些失礼，但钱大昕正在兴头上，自然对杨吉也很客气，道：“十年好友易得，读书知己难求啊。眼下读书人，大多只知功名利禄，学这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不过为了在场屋之上，随意敷衍一番，取个功名而已。伯元兼通经史，立论恰到好处，这可不是想伪装，就能装出来的，是要有真学问的啊！年轻一辈人，我所识也不少了，但伯元才华，依然是让我大开眼界！”
说话间学署里下人来报，厅里清茶点心，已经齐备。谢墉便带着阮元和钱大昕，一同回厅里去了。只剩下杨吉站在那里，若有所思。
或许，他应该相信阮元才对……
阮元、谢墉和钱大昕畅谈了一日，自然是乐在其中，但钱大昕也告诉阮元，若是真想一鼓作气考上举人，最好还是潜心准备几个月，至于史学的事，既然自己已经认识了阮元，那以后什么时候再交流，也都不成问题。阮元谢过钱大昕，便继续准备乡试事宜去了。
平日帮谢墉检校试卷，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其他考生所思所想，阮元原本不忌讳取他人之长为己所用，江南才子又多，看了许多至论佳句，自己写作文章的水平，也更进了一层。这一日眼见一篇卷子写得不错，便带到汪中居处，想和汪中一同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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