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阮常生在京城主稿办事，皆有能名，想来逐步升迁应该不难，虽说阮常生出身恩荫，功名与进士相比略有不足，但有清一朝，以恩荫入仕显名，终至疆臣枢辅之人亦多有实例，所以阮元对这个长子还是颇为放心。而这时的广州，阮元却也遇到了另一个难题。方东树经过数月准备，这日在督院幕中，正式开始了他对江藩的挑战。
“江郑堂，你且与我说清楚，你这《宋学渊源记》，是不是你有意贬抑宋学之言？”方东树率先发言道：“你这书中所载宋学诸人，就算在我等研习宋学同好之中，大多也是声名不着，国朝精于宋学的前辈，如李文贞公、熊文端公、汤文正公，俱有宋学着作流传，可你这书中，为何对他三人竟不予列传？”方东树所言三人，乃是清初康熙朝理学名家李光地、熊赐履和汤斌，三人各有专着，又是清初身居高位之重臣，是以方东树率先以其三人之事发问。
“植之，你且看我这汉学一书与宋学一书，其间所录之人，身份大体相同，不都是官位不足，潜心治学之人吗？你所言李文贞公、汤文正公诸人，本身在国朝便已经位列卿相，他们自然会有国史为之作传，又何须我多此一举呢？难道国史对他三人的评价，不比我这一册私史更加公允吗？所以植之，你以此三公之事诘难于我，有何意义啊？”江藩对此早有准备，当即向方东树反驳道。
“那我再问你，我同郡望溪先生，他为官仅至侍郎，以后国朝未必便有国史作传，海峰先生仅为副榜，惜抱先生只做过司官，他三人并非你所言卿相，正需要国朝精研宋学之人为之成传，可你这一书之中，对他三人又是全无一语。你书中钱大昕任官已至四品，高于惜抱先生，钱大昕尚有列传，为何惜抱先生之传，你竟全然不屑一顾？！”方东树依然不屈不挠，继续向江藩质问道。
“厚民先生，这方先生所言之人，我……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啊？之前听各位先生讲论经学，也没有人提及他所言之人啊？”二人辩论之际，台下也已是议论纷纷，萧令裕听着方东树所言之人，竟似全然与己无干，便向一旁的严杰问道。
“这……其实我初次见到植之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他名气在江南确实不小，可是和我们却从来没有干系。如今想来，这当是汉学与宋学之别了。”严杰也只得向萧令裕解释道：“乾隆之中，松崖先生，东原先生昌明汉学，有了后日所谓‘吴派’、‘皖派’之分，阮宫保与皖派中的次仲先生是旧友，和扬州早年的前辈汪容甫先生是同学，所以学行近于皖派。当然了，宫保与京中伯申先生，多有推陈出新之举，所以也有人说，宫保乃是‘扬派’之首。郑堂先生和渊如先生，学问则近于吴派。总之无论吴派、皖派还是扬派，都认为通经之道，在于训诂，由训诂入经典，方能求圣贤本意，这就是所谓‘汉学’了。”
“但你也应该清楚，国朝所标榜之学，其实一直并非汉学，乃是程朱之学啊？而国朝自李文贞、汤文正以下，也同样有许多人坚守宋学之道，植之方才说的望溪先生名为方苞，海峰先生名为刘大櫆，惜抱先生就是植之恩师，姚鼐姚先生了。正因为他们治学之法与我们全然不同，所以即便我先前已闻其名，却依然觉得……有些陌生。他们几个都是宋学后进，多有着述不说，于文论之上，与宫保、郑堂先生亦有不同，他们行文之道，仍是以散文为本，外人称之为‘桐城派’。但宫保近日之文却言及，六朝骈文沉思翰藻，韵律悠长，实为真正的‘文’，而八家散文，多平直无韵，便只可称之为‘笔’。你看，这文笔之辨，汉宋之别，可是个难题啊？我不担心植之与郑堂辩论，却只担心，植之他一旦气盛，竟连宫保的面子都不顾了啊？”
“也就是说……宫保与植之先生，治学行文之道，是完全相反的不成？”萧令裕不禁向严杰问道。
“也不能说完全相反，但是基础不同。宫保散文之作一样不少，哪一篇写得差了？宫保治经之语，一样多有义理之辨，这不是宋学之所长吗？只是宫保一向认为，文笔有高下，训诂义理有先后，而方植之所认定的高下先后，和宫保不一样啊。”严杰一边解释着，一边也不禁忧心道：“只是植之这个脾气，你现在让他怎么和宫保讲理呢？”
只听得这时江藩继续向方东树辩道：“植之，你所言望溪先生，多有治国论世之言，国史怎能没有列传？至于你所言刘海峰、姚惜抱，他们书作我没见过，妄自定论，岂不是主观臆断啊？”
“妄自定论？借口，你这些都是借口！”方东树听着江藩之语，当即向他反驳道：“你汉学之书成书八卷，自亭林梨洲而至江永钱大昕，俱有论述，你那时候不担心主观臆断，到了宋学这里，开始说什么主观臆断？你就是瞧不起我等宋学前辈，是以有意贬抑我桐城先贤，究其根本，你这是在亵渎先圣，你是想毁灭濂洛关闽以来，千载复振之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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